加密美國的換莊時刻:歷史轉折中的彼得·蒂爾
原文作者:佐爺歪脖山
9.4 日,白宮科技會議,一眾矽谷豪門位列圓桌,但是彼得·蒂爾缺席在場。
從左至右,Figma CEO 是蒂爾獎學金得主,Scale AI 是 Founders Fund 一手培育的獨角獸,David Sacks 在白宮加密沙皇之外,是彼得·蒂爾 Paypal 時期的左膀右臂,Meta CEO 扎克伯格是彼得·蒂爾矽谷風投傳奇的首發代表作,Palantir 是特朗普金穹計劃主要承包商,彼得蒂爾也是 OpENAI 最早期出資人。

911 前夕,查理·柯克命隕猶他州,世人只知萬斯為其抬棺,特朗普為其下半旗,不為人知的是讓鳳凰男萬斯徹底對特朗普改觀,放下耶魯法學博士的體制內前途,選擇梭哈特朗普的,恰恰就是查理·柯克。
恰好,萬斯也是彼得·蒂爾嵌入 MAGA 運動和華盛頓最深的釘子,在他們的幕後,矽谷右翼在正在侵吞整個西方世界。
華爾街不能拯救美聯儲,銀行業不能阻止穩定幣。
右翼美國,在彼得·蒂爾 15 年佈局後,出現在世人面前,並且將在下一個時代塑造加密、AI 和世界秩序。
西方秩序的崩塌和重建
馬斯克焦慮白人生育率,彼得·蒂爾痛恨奴隸的道德。

二戰後,大批德國人逃出歐陸,在拉美和南部非洲安家立業,尤其是納米比亞的斯瓦科蓬德市,在 1989 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生日時甚至還公開慶祝,其意識形態可見一斑。
生於 1967 年的彼得·蒂爾在 4 歲時遷居納米比亞,直至 10 歲回歸到新羅馬的加州,不同於在南非度過整個童年的馬斯克,彼得·蒂爾印像中的納米比亞和南非都是“白人”社會。
彼時的南非和納米比亞都處於種族隔離和殖民統治,是二戰後堅持最久的殖民地秩序,這是馬斯克和彼得·蒂爾共同的歷史記憶,不同之處在於彼得·蒂爾的童年便執著於反權威。
,一切的擰巴和矛盾,核心都在於此。
,卡爾·施米特被稱為納粹的精神導師,有些人也認為他是彼得蒂爾的指路明燈,但是彼得蒂爾認識到,二戰後的政治秩序是曖昧。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冷戰後期的東西方對立是意識形態,更是文化戰爭,從嬉皮士運動到裡根上台的 80 年代,一代美國人在迷茫中走向自毀。
至遲在 1985 年彼得·蒂爾進入斯坦福之前,他已經讀到《阿特拉斯聳聳肩》,但可惜 1982 年安·蘭德便已經去世,她沒看到自由意志主義橫掃美國的最輝煌時刻——裡根上台。
幸好,1987 年,彼得·蒂爾創辦《斯坦福評論》,大肆宣揚新保守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彼得·蒂爾以此來應對校方的舉動,斯坦福將西方文化課程替換為“多元化”課程。
西海岸高效的左翼化,或稱多元化運動,即使在裡根時代也未停止狂飆突進,但是在裡根的共同信徒特朗普和彼得·蒂爾的久久為功下,我們已經看到屈服的跡象。
久久為功,彼得·蒂爾一貫風格,甚至是《斯坦福評論》稱為左翼斯坦福中的右翼陣地,彼得·蒂爾長期贊助並和主要成員保持聯繫,所謂的 Paypal 黑幫最早便源於此。
在整個求學期間,對彼得·蒂爾影響最大的是哲學家勒內·吉拉爾,吉拉爾最知名的理論是“”,和安·蘭德一樣,吉拉爾不認可基督教理論的原罪論,將人性納入可被客觀討論的理性框架,最終為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正名。
彼得·蒂爾說過,“”理論根源便在於吉拉爾,無論願意與否,吉拉爾事實上成為矽谷右翼的思想源泉。
2011 年彼得·蒂爾在演講中再次指責當前的矽谷是偽創新,並不關注真正的人類前沿科技,而當時台下聽眾中有一個人叫萬斯,而在 2010 年彼得·蒂爾已經成立蒂爾獎學金,用以贊助怀揣夢想的大學退學者,Figma CEO Dylan Field 和 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都名列其中。
更瘋狂的是 2016 年總統大選,在矽谷集體服從民主黨的鐵盤中,彼得·蒂爾開始逆向押注特朗普,難能可貴的是,在 2020 年特朗普敗選後,彼得·蒂爾仍然在投資特朗普,2022 年甚至為此退出 Meta 董事會。
在 2024 年大選結果出爐前,微軟撤銷 LGBT 政策,坐擁《華盛頓郵報》的貝索斯要求編輯部不能選邊站,而彼時的紮克伯格還在首鼠兩端,直至 9·4 號幡然醒悟,稱臣納貢。
彼得·蒂爾將金錢作為意識形態,索羅斯將意識形態藏在政治,殊途同歸。
彼得·蒂爾的終極不是要維護自己利益,擴張作為同性戀的權益,而是要維護想像的超級共同體——西方文明的存續,以白人美國等同西方的城邦視角,抵抗一切外邦人對古希臘精神的進攻。
賺整個市場的 Beta
混亂是階梯,裂痕是空間。
彼得·蒂爾投資時間軸
風投和政治投機,看似無關,但核心都是將預期化作現實,用少量現金流買入龐大未來的折價。
1995 年,在風投和創辦 Paypal 之前,彼得·蒂爾和 David Sacks 合著《多元神話:斯坦福大學的多元文化主義與不寬容政治》,。
事實上,早在 1992 年從斯坦福博士畢業後,彼得·蒂爾多番輪轉,最終抓住互聯網泡沫之前的瘋狂,1996 年成立 Thiel Capital MANAgement,靠家人親友籌款約 100 萬美元。
1998 年 Confinity 設立,Max Levchin(馬克斯·列文欽)設計出有關驗證碼的反欺詐措施,並且和彼得·蒂爾討論數字貨幣的有關實驗,密碼朋克從此和互聯網商業化同期發展,但是二者很快分道揚鑣。
當時不要說數字貨幣,美元的互聯網化都還沒開始,信用卡才是無現金支付的首選,而彼得·蒂爾恰好認同自由意志主義,而且他也看到了互聯網美元的最大優勢——監管套利,博彩產業對其有剛需。
1999 年,Paypal 正式出現,對於美國人而言,這是自由的象徵,無需複雜的審核流程,只需電子郵件便可自由轉賬,對於全世界而言,這是保值的剛需,人們都需要美元來擺脫通貨膨脹。
如同 MGX 使用 USD1 向幣安支付 20 億美元投資,Paypal 接受 300 萬美元投資也是經過 Paypal。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互聯網美元套利信用卡,穩定幣套利互聯網,Paypal 入局 PYUSD 也是深諳此道。
但這對於彼得·蒂爾來說卻難言成功,Paypal 和同期馬斯克的 X.cOM 撞車,最終雙方以合併告終,直至 2002 年上市並被 eBay 以 15 億美元收購,此時彼得·蒂爾身價 5500 萬美元。
彼得·蒂爾時年 35 歲,終於趕在被優化前實現財富自由。
隨後的彼得·蒂爾開始將自己藏起來,Max Levchin、David Sacks、甚至是馬斯克,都可以被歸納為 Paypal 黑幫,意味著他們協同行動,比如彼得蒂爾參投馬斯克的 Tesla 和 Spacex,拉幫結派,一如《斯坦福評論》時期。
久久為功,再一次久久為功,彼得·蒂爾搭建的關係網通過風投最終成長為遮天蔽日的參天大樹。
911 之後,美國政府對安全行業投資甚鉅,而對於反權威的自由意志而言,和政府合作反自由,不合作反西方,在這種彆扭中,彼得蒂爾面臨精神危機。
要解決精神危機,吉拉爾不夠,卡爾·施米特也不夠,最終列奧·施特勞斯救場:
城邦的共善和匪幫的共善沒有根本區別,共善乃是計算私人的善而得來。
如果科學能無限進步,就不可能存在著有意義的歷史的終結或完成。
技術即正義,美德即知識。
施特勞斯在中美都是顯學,但意義完全不同,對於不信教的理性人而言,施特勞斯給了古希臘–>亞歷山大–>古羅馬的完整精神譜系,讓西方等同於人類文明,一種超越基督教的精神共鳴。
同性戀、公民權、奴隸制,共同構成了排斥異邦人的共和製,也是彼得·蒂爾精神世界最後一塊拼圖,只有在城邦和人的互動中,哲人王的統治才能正確而持久。
從海洋離島到火星殖民,甚至是延壽的生命科學,都應該被徹底加速,加速到人不能阻止技術的狂飆,加速到歷史的重新回歸,用技術實現古希臘的二次降臨,讓罪人得以拯救。
而最諷刺的是,列奧·施特勞斯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因為西方的衰落,所以要總加速,進而給西方鬆綁,重新獲得活力。
這就是 e/acc 的加速主義同義詞,也是 SBF 堅持的有效利他主義實現途徑,甚至是馬斯克的長期主義也與此同理,長期主義不是堅持就是勝利,而是為了最終勝利拼命加速。
今日方知我是我,2003 年,彼得·蒂爾成立 Palantir,用大數據挖掘潛在的恐怖信號,最大客戶 CIA 和安全部門,人生也進入快車道。
2004 年,50 萬美元投資 Facebook,佔有 10.2% 股份,充分證明彼得·蒂爾不是理論派,而是極強的行動者 。
2005 年,Founders Fund 成立,彼得·蒂爾藉此確立自己在風投領域的霸主地位,並且 Founders Fund 的目標不是“賺錢”,而是要打造人類文明的科技產品,比如 AI 和加密貨幣,以及硬科技,而不是繼續在 140 個字符內打轉。
用數字總結彼得蒂爾在投資領域的成就,他是真正踐行金融資本主義的底層右翼,再一次強調,是索羅斯的共和黨鏡像:
PayPal 聯合創始人:5500 萬美元退出
Facebook 早期投資:50 萬美元變成 10 億+美元
Palantir 創始人:估值數百億美元
個人淨資產:208 億美元(2025年),全球第 103 位
彼得·蒂爾不僅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或者嘗試改變,東西海岸的平衡,在他之前,西海岸是科技精英,東海岸是金融和政治複合體,生意做大了就得進部,去參與華盛頓的政治遊戲。
如果,當科技和金融一體化,盛頓的政治權力天平也會隨之傾斜,這就是加密貨幣和 AI 的弦外之音,將華爾街排斥出生產力和金融體系外,讓右翼科技巨頭接管美國的一切,以及一切的世界。
馬斯克在喊,彼得·蒂爾在做。
結語:他改變了矽谷
從創辦《斯坦福評論》到送特朗普二進宮,彼得·蒂爾在最自由的矽谷實現了新保守主義的回歸,在最根深蒂固的華盛頓嵌入萬斯和特朗普的雙保險組合。
在特朗普的政治版圖中,來自西海岸的加密、金融科技和 AI 從業者已經逐步取代華爾街的傳統精英,這是本次美國政治大變局最顯著的部分。
KK 曾經寫過《科技想要什麼? 》,主旨是科技有其自然發展傾向,最終會擺脫人的附屬地位,即馬斯克批判的“反人類中心主義”,人類的萬物靈長地位隨著 AI 的大爆發有可能不保。
在此之前,彼得·蒂爾想要先嘗試拯救人類中的核心部分——西方世界,當然,充滿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種族色彩,和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以及谷歌前 CEO 施密特等人不同,彼得·蒂爾對外邦人的憎惡不是感性的恨,而是出自理性的愛欲。
無論西方的力量已經衰落了多少,也無論西方所面臨的危險可能有多大,西方的衰落、危險、失敗乃至毀滅都並不一定證明西方處在危機中:
某種意義上,透過彼得·蒂爾之手,吉拉爾確實改變了世界,但是還不夠。
不足之處在於人的精神危機,基於理性的西方沒有上帝容身之處,那麼西方本身都不可定義,彼得·蒂爾的選擇是列奧·施特勞斯,從古希臘的理性中重塑西方精神。
在人類的政體中,哲人王是最符合施特勞斯理想的統治者,馬基雅維利主義只不過是拙劣的模仿,如果找不到哲人王,那麼貴族共和製是最符合理性的城邦政體,而民主制和僭主制都會在外邦人的侵蝕下逐漸褪去文明的外衣,變成外邦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