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創業者的囚徒窘境：你可能不關心監管，但監管一定關心你
作者：Mario Laul
編譯：深潮 TechFlow
公共區塊鏈的基礎由密碼朋克 (Cypherpunks) 奠定。 儘管加密產業從一開始就注定包容多樣化的理念和實踐，但去中心化、開源軟體、密碼學安全、隱私保護和自我主權這些核心原則，始終是其最具顛覆性成果的基石。
然而，這一領域也面臨著一個核心問題：在缺乏支持創新並承認區塊鏈作為具有獨特功能的行政基礎設施的監管框架時，加密創業者不得不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 是堅持純粹主義的理念，從而使專案的結構和運作變得更加複雜；還是在原有理想上做出妥協，以換取監管的認可和更傳統的主流成功路徑。
自區塊鏈誕生以來，它就承載著宏大的願景：實現貨幣與國家的分離，建立抗審查的全球支付和協調網絡，開發無單點故障的軟體服務，以及創造全新的數位組織 和治理形式。 要推動如此革命性的變革，需要特殊的時代背景。
對於加密產業而言，這種背景由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以及大科技公司 (Big Tech) 數據和商業模式的演變所塑造。 同時，數位技術的全球普及和內建的 token 激勵機制，為加密產業早期生態系統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近乎理想的條件。 從那時起，隨著個別區塊鏈網路和整個產業內部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積累，加密產業逐漸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一點在 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然而，推動革命性改變不僅需要膽識，還需要某種程度的「社會學天真」。 任何試圖顛覆社會結構，尤其是以法律為基礎的結構的嘗試，其失敗的可能性往往遠高於成功的機率。
加密產業透過挑戰現有機構，確實抓住了公眾對傳統體係不滿的情緒，但這種對抗姿態卻難以與建構服務全球用戶的數位平台的目標相兼容。 同樣，區塊鏈交易試圖繞過所在司法轄區（無論是底層基礎設施的運營者還是交易方）的監管要求，這種敘述始終面臨被地方執法部門幹預的風險。
加密產業想要實現真正的成長與影響力，就必須接受其監管地位的正式化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後果。 正如一句名言所說：
儘管許多方面仍在不斷變化，但這正是我們在實踐中所看到的。 從對加密相關活動徵稅、對Token 化資產進行分類，到執行反洗錢和反恐融資(AML/CTF) 規則，以及在DAO 治理中明確法律責任，加密行業正在逐步融入以國家司法管轄為核心的 現有監管體系。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過程也催生了新型案例法和客製化的監管框架——這種「加密創業者的兩難」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與任何具有深遠影響的創新活動一樣，其合法化的過程既緩慢又充滿爭議。 對於加密產業而言，這個過程尤其艱難，因為一些惡意的機會主義者的行為導致了行業形象的誤解和不必要的附帶損害。
對於那些將加密產業視為一個平行系統、旨在取代傳統機構的人來說，這種融合模糊了兩者的界限，可能引發認知上的矛盾和內部衝突。 而對其他人而言，這種融合恰恰是成功的標誌，也是區塊鏈成為系統性重要基礎設施的唯一可持續路徑。 隨著行業逐漸成熟並降低風險，其從業者、營運者和用戶群也將不斷擴大和多樣化。 這種趨勢雖然吸引了傳統企業的關注，但也可能進一步加劇加密產業敘事的模糊性，尤其是在傳統機構試圖控制那些表面上中立的基礎設施時。 這種「機構俘獲」的風險將隨著加密產業的普及而成比例增加。
那麼，當公共區塊鏈進入其採用曲線的下一個階段時，「加密創業者的兩難」應該如何重新定位？
一方面，，而不是執著於某種理想化的、完全去中心化的願景。 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加密項目」最終可能與傳統企業或開源軟體計劃無異，或者大多數區塊鏈用戶不太可能完全接受密碼朋克的理念，甚至將其作為消費決策的主要依據， 這並不是什麼不可接受的事。 只要這些系統能夠保持開放可驗證性，並比現有替代方案更具韌性，「去中心化表演」幾乎沒有實際意義，而中心化企業利用和經營公共區塊鏈也無可厚非。 因此，一旦加密產業的監管地位得到明確，這種困境對大多數創業者來說可能就不再重要。
然而，認為這標誌著加密產業原始願景的終結則是不正確的。 諸如自主機器人和人工智慧 (AI) 等技術正在為數位革命注入新的、深遠的變革動力，而。
作為一種創新平台，區塊鏈能夠為那些容易受到腐敗、大規模監控和單點故障影響的傳統系統提供替代方案。 只有當足夠多的創業家和支持者堅持走上建立真正去中心化、隱私保護和抗控制系統的艱難道路時，區塊鏈才能持續存在。 儘管加密產業的商業成功可能不再依賴這些理念，但其長期的社會影響力無疑仍取決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