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富不過三代？ 9年前的孫宇晨給出了一個殘酷的答案

繼上一篇《孫宇晨 9 年前講課刷屏互聯網：為什麼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 》，對孫宇晨的「三不主義」的深度解讀後，我們發現這套人生選擇背後，實際上有著一個更宏大的金錢財富思考體系：他對財富本質、時代變遷，以及個人在歷史洪流中定位的深度思考。

「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只是表象，真正值得探討的是：孫宇晨究竟是如何理解財富的？ 他對中國社會的財富創造與傳承困境有怎樣的洞察？ 中國人為什麼富不起來，富了也富不過三代？ 背後的製度與文化根源是什麼？ 在他看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怎樣的時代轉型？ 為什麼 9 年前就認同特朗普當選總統？

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樣藏在孫宇晨 9 年前的音頻課程《財富自由革命之路》裡，在那個他剛從北大畢業、在美國求學歸來，正準備大干一場的人生節點上，孫宇晨的思考解釋了他個人的財富觀念。 而這些年裡，孫宇晨又真的在實踐中驗證了自己的判斷。

為便於閱讀，律動 BlockBeats 繼續在原始音頻基礎上做最小幅度的潤色與重新編排。 完整呈現孫宇晨的財富價值觀體系。

1、問：為什麼你說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正在經歷從什麼樣的社會向什麼樣的社會轉變？

孫宇晨：以前李敖寫過一本書，專門批判國民黨所謂的「權力結構分配」——他稱之為「生殖器串聯」。 話雖然不好聽，但確實戳中要害：誰離蔣介石的生殖器越近，誰的權力就越大。 為什麼宋子文能當外交部長、當中國銀行行長、當財政部長？ 不就是因為蔣介石娶了他的姐姐嗎？ 道理很直白。 放大到更廣的層面，五十年前中國許多地方的權力分配，往往依賴這權力結構邏輯：從治理一個國家，到管理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家族，政治世家層出不窮。 本質上，這與「以家庭為單位的工業社會」。

這裡引一段我很喜歡的句子，來自王爾德（《紙牌屋》里安德伍德也說過）：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傳統社會裡，世界上幾乎所有事都圍繞「性與繁殖」展開；只有「性本身/繁殖本身」不是關於性，而是關於權力。

為什麼說「萬事萬物都是關於性與繁殖」？ 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本質就是圍繞繁衍與家庭利益的資源安排。 每個人的人生路徑：到了適婚年齡要結婚，結了婚要生孩子，生了孩子要為孩子配置教育、房產、遺產，這些幾乎都圍繞「性與繁殖」的邏輯旋轉。 你回看自己做的每一步、賺的每一筆錢、做的每一個選擇，是否都在為這件事服務？

國家層面也類似。 封建社會兩三千年，權力分配並不基於能力，而是基於嫡長子繼承製——誰的姓、誰的出身，決定了誰來掌權。 資源分配、權力分配，本質上是「性—血緣—權力」的鏈條。 就連家族，也是如此。 前段時間我回山東老家翻族譜，女子沒有家族繼承權，甚至不能進族譜——這就是「sex is about power」的直觀體現：姓與權力高度綁定。 我們決定一個家族、一個階層由誰主宰，往往並不問「能力如何、貢獻幾何」，更多是看血緣、出身，這就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底層邏輯。

而今天，我們正處在從「家庭/性—權力」邏輯，向「個人/能力—網絡」邏輯遷移的關口。 也因此，我一再強調要有戰略感：在這場跨代際的轉型中，誰先理解、先行動、先把自己重構為「以個人為單位、以網絡為槓桿」的生產者，誰就更有可能在未來二三十年的波動裡，少踩坑、多抓住機會。

我覺得就從按權分配變成按錢分配，本身是非常偉大。 所以從我們回到「為什麼這是一個新的時代？」這個話題本身，我們基本上就是從一個從與性和權利主宰的社會，漸漸在向金錢和自由主宰的社會過渡。

所以我覺得如果任何一個人深刻的理解了這一章的想法的話，他就會得到一個二分法，凡是與性權利相關的，都是落後的，都是應該被拋棄的，而與金錢和自由相關的都是應當被鼓勵的，都是進步的。 如果懂得這一點之後，你去分析你生活中出現的點點滴滴、各式各樣的事情，我覺得你就已經能如虎添翼了，包括很多事情你在做出選擇的時候，我相信你就會具有非常多的自己的想法。

2、問：這種轉變的本質特徵和特點是什麼？

孫宇晨：前面說的王爾德的話：「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sex is about power」已經把傳統社會的底層邏輯說得很清楚。

不過，隨著時代演進，這套東西已經在後退，雖然仍是當下社會的一種主流形態，但具體表現正在改變。 比如，女性進不了族譜、不能工作的那一套已不復存在；權力分配也不再完全按「距離核心多近」來定，雖然類似現像還常見。 是什麼力量在改變它？ 我借王爾德的句式，給新社會做個概括：「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money, except money; money is about freedom.」

翻譯過來是什麼呢？ 就叫做現在這個社會上所有的事情，萬事萬物都是關於金錢的，大家要注意，我們已經追從性和繁殖變成了金錢，除了金錢，金錢是關於自由的。 首先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叫做為什麼萬事萬物在這個世界上都是關於金錢的呢。 相信這個事情甚至我不用解釋，大家體會比我更深，但是這個理解你千萬不要理解，說不是就什麼都是為了錢嗎？ 沒有這麼簡單，你要注意它的替換，是替換掉了繁殖和性，也就是說我們這個世界上有可能日後決定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的力量都開始從繁殖性變成了金錢。

我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萌芽了，比如說有的人結婚一輩子奮鬥，其實就是為了為人類多做貢獻，多賺點錢，不一定要結婚生小孩，這樣的人我相信大家已經開始發現了吧。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不結婚這個事情的意義很小，它是非常大的，這基本上對是對人類社會以往結構的一個挑戰。 你想想，如果一個人結不結婚了，那他基本就放棄了以前以家庭為單位的工業生產、社會的基本職能，在之前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那你不搞 sex 了，那你基本是不是就會將所有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放在個人身上？ 因為我沒有小孩，沒有父母需要 care about，所以我就只關心我自己，關心人類，甚至關心整個社會的發展，你本身你這個人和你自己具有了重新的意義。

再舉個身邊的例子：今天仍有很多農村女孩進城打工，把大部分錢寄回家——要贍養父母，還要供弟弟上學。 為什麼「供弟弟」成了她的天然義務？ 從邊界感看，這本應是弟弟自己或父母要承擔的責任。 但在傳統結構裡，這是典型的「以女性犧牲補貼男性」的權力分配：女性被視作可被交易/支取的資源。 遇到這類情況，我給的建議通常很決絕：第一步，和父母、弟弟把邊界講清楚——我們之間是純粹的親情，親情不應被金錢捆綁；各自的責任各自承擔，我會盡孝，但不會無底線補貼。 若講不通，必要時果斷停止經濟輸血。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金錢參與社會分配以及成為社會主流資源決定形態以及評價人的主流方式之後，每個人都空前獲得了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講的 money is about freedom。 就後面這句話的含義，因為你想想這個社會基本上只有兩種判斷人的方式，一種是根據性，一種就只能根據金錢來判斷。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經常現在美國大選，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可能別人經常說，「哎呦，美國大選是金錢操縱的選舉，金錢操縱不好誒」。 但是金錢操縱之前是什麼操縱？ 金錢操縱之前就只有性能操縱，所以這就是 sex is about power 轉向 money is about freedom 的一個例子。

3、問：為什麼中國的窮人致富總是很難？ 哪怕富起來了，中國的富人為什麼從來都富不過三代？

孫宇晨：這兩個問題確實很有意思。 當時我們在湖畔大學，和校董沈國軍老師也討論了很久。

先看歐美的情況。 歐美很多家族別說三代了，繁盛十幾代的比比皆是，甚至有延續上千年的——像羅斯柴爾德、洛克菲勒、杜邦等家族，經歷戰爭與經濟危機而不倒。 美國建國才 200 多年，但不少家族的興盛史甚至比國家歷史更久。 再看鄰居日本，很多商家從江戶時代一路傳到今天，門庭依舊興旺。

2006 年胡潤發布「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業」榜，統計了 100 家長盛不衰的家族企業。 第一名是日本大阪做寺廟建築的「金剛組」，已傳第 40 代，歷史 1,400 多年。 榜單上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歐洲、美國和日本，英、法、美分列前三，各有 17、16、15 家，日本也有 10 家。 就算排名第 100 的企業，歷史也超過 225 年。

反觀中國，別說 200 年前，哪怕五六十年前的富豪家族——歷史書上提到的愛國企業家張謇、盧作孚等，家族與事業如今也基本煙消雲散。 今天中國的富豪大多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連「富二代」都還稀少，這幾年才剛剛出現一點。 想想很蹊蹺：自稱五千年文明古國，居然連「富二代」都少，「富三代」更是幾乎沒有。 偶爾聽到「富三代」，大多是香港或海外歸來的家族，本土的還停在第二代。 而歐美（尤其歐洲大陸）很多家族平均已傳 20～40 代。 「富不過三代」，真是極具中國特色。

細想就更匪夷所思：我爺爺富、我爸富、我也富，為什麼到我兒子就一落千丈？ 別說財富，甚至連性命都難保。 我們常說「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遠」，可在中國，站在富人的肩膀上反而死得更快。 這問題長期困擾中國富人。 可能有人會說：我又不是富人，富人早倒不是好事嗎？ 但要明白，一個國家里大家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如果富人都保不住財富，窮人也很難通過積累變成富人。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民族也非常勤勞。 調查顯示，中國員工平均每日工作 8.66 小時，高於絕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遠超德國、法國、瑞士等發達國家，也強於墨西哥、哥斯達黎加等發展中國家。 可為什麼中國貧困人口仍多，不少人長期處在貧困之中？ 當然，近四十年來中國脫貧速度極快：四十年前我們還排在最貧窮之列，如今「最窮」的帽子早甩給了非洲一些國家。 但現實仍是：窮人不少，貧富差距在拉大。

那麼，為什麼勤勞的中國人富不起來？ 為什麼就算富了也「富不過三代」？ 這真是兩個「天問」。 喜馬拉雅 CEO 老於曾跟我聊過，他自己也沒想透：為什麼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 我今年才 26 歲，是 90 後，回答未必權威。 但我覺得，這兩個問題的真正答案，對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常掛在嘴邊的那些「大問題」——航天、航母、收復台灣、稱霸世界等。 什麼時候中國人能靠勤勞致富，並把財富長期保留下來，這件事的意義，甚至比國家強大、民族崛起更重要。

在湖畔大學討論時，銀泰集團董事長沈國軍拋出這個問題，許多同學都給出了答案。 我也說了自己的看法，他當時非常贊同。 今天就把我的思路分享出來。

宏觀看，中國人富不起來、富不過三代，核心原因很簡單：整個社會對財富與財產權的漠視與踐踏。 想想也自然：如果從內心就不把致富當回事，富了又怎麼可能長久保有？ 通俗點說，中國人打心眼裡沒把「錢」當成神聖之物，也不認為財產權不可侵犯。

那中國人把什麼當神聖？ 從網絡輿論可見端倪：比如，一個女生結婚不是第一次，這在一些人眼裡是「罪大惡極」，會遭到猛烈抨擊；再比如，騰訊做了一款軟件被指「抄襲」，噴子能把它噴上天；又比如某地發生天災，如果有人不捐款，甚至像當年王石提出「有限捐款」，也會被罵到體無完膚。 經歷過 2008 年汶川地震的人都知道，王石當時幾乎被罵到人生低谷，差點從万科辭職。

但仔細看，這三個例子裡，被噴的人在道德上其實並無瑕疵，甚至談不上「錯」。 第一，女性結婚是否是第一次，這是個人身體權利的行使；只要雙方自願、如實溝通，就是正常的自由戀愛。 要說「錯」，也只是在於是否欺瞞，而不是「是不是第一次」本身。 第二，騰訊是否抄襲？ 這幾年大家也逐步形成了更公正的看法。 我們天天用的微信，當初也是藉鑑米聊的。 商業世界裡，產品競爭本質是市場機制；真正該想的是：在原創基礎上，如何把產品做得更好，更好服務用戶，而不是「我先做的，你不能做」。 抄襲在學術研究中當然不道德也違法，但在商業實踐中，「借鑒、超越」是常態。 騰訊、蘋果無不是在學習與迭代中把創意打磨到極致，服務更廣的消費者。 就算將來騰訊「抄」了陪我，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鞭策，證明我產品做得不錯。 我會更努力把它做好；若因此被打敗，我也不怪騰訊。 第三，遇到天災，捐不捐是個人財產自由。 社會可以倡導互助，但堅持「不捐」同樣是自由，不應被道德綁架。

由此可見，中國人特別愛在道德上糾纏無關痛癢的小節，甚至把一些根本算不上「道德構成」的事拔到道德高度。 吃不吃狗肉也是如此。 每年玉林狗肉節都會成為輿論焦點。 說句可能掉粉的話：狗再「高貴」，本質仍是寵物，是一種物品；它並不存在所謂「生命權」的法律概念（至少在現行法律框架內）。 吃不吃狗肉，是個人選擇。 現在人類社會僅在人權層面明文保護「人不被吃」，至於動物食用與否，更多是個人與社會習俗的範疇。 可每年攔狗車的人不少——幸虧豬長得不夠「萌」，否則連運豬車都要被攔了，大家餐桌上可能就沒肉了。 可見我們把大量精力耗在這些枝節上，把並不必要的「小節」無限拔高。

而對真正該神聖捍衛的東西——財產權，卻常常掉以輕心。 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保護的，就是每個人合法擁有的財產。 哪怕是一枚銅板，只要屬於某人，就該得到全社會的尊重與保護；一旦被搶奪，就應引起公眾的憤慨，屬於觸犯社會底線之事，人人得而誅之。 連當事的侵占者也應該在良心上受到譴責、不得安寧。

可在今天的中國是這樣嗎？ 顯然不是。 很多人覺得佔他人財產理所當然，甚至引以為豪。 日常生活裡，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借過錢；也許你自己也賴過賬，說好一個月歸還，到期各種拖延，甚至乾脆耍賴。 網絡上那句流行語：「我憑本事借的錢，憑什麼要還？」聽著像段子，其實不是，現實中這樣的人太多了。 本質是：他們骨子裡就不把「錢」當回事，不把「借錢不還」當回事。

想想看，借錢不還，和「殺人放火」當然不是同一法律層級，但在破壞社會秩序、侵害他人權益的道德層面，性質並不輕。 普通人別說殺人，殺隻雞都會手抖，會有內疚感；可一到「借錢不還」，不少人卻毫無歉意。 更可悲的是，當你把被賴賬的遭遇講給旁人聽，按理說應得到理解和支持，結果往往是：「算了吧，不就幾百塊，當施捨了；做人別這麼計較。」於是，原本是在維護自己神聖的財產權，反倒被指成「人小氣、不大度」。 這才是當下最可笑也最可悲的現實。

在西方國家，財產權就是神權，不可被踐踏。 所以西方有個詞叫「信託」。 什麼是信託？ 比如我孫宇晨作為受託人，朋友去世後，他通過信託把財產託付給我，由我照顧他的兒女。 在中國，遇到這種情況，表面上會說：「把錢給我，兄弟你放心去吧，我一定照顧好孩子。」可說不定你前腳剛走，他後腳就把你的財產和妻女一併佔了。

西方的信託制度會這樣嗎？ 當然不會。 受託人是在上帝面前發過誓的，「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一輩子信守諾言。 所以西方才會有存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信託機構和組織。

有讀者會說：中國不是也有「信託」嗎？ 但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西方的信託被玩成了理財產品。 「買信託」往往指年化 8% 的剛兌理財，根本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財富傳承信託。 中國人對真正的信託幾乎沒有概念，也不太信任「信託」。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本質上還沒有真正的信託。

在西方，金錢與財產與上帝一樣神聖，信仰與信託緊密相連。 一個人能賺到錢，是對其靈魂的最高獎賞。 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說，這是資本主義的內核：賺到錢，離上帝更近，道德也更高尚。

而在中國，流行的卻是另一套說法：「不就有倆臭錢嗎？為富不仁！」——於是「打劫」就成了正義。 中國人的「邏輯」常是：你有錢本身就是原罪，你必須為「為何有錢」作出解釋。 歐美恰恰相反：沒錢才是原罪；沒錢的人要在上帝面前懺悔：我這輩子太懶，不夠努力，才會貧窮。

中國則倒過來：有錢的人要懺悔，當然不是向上帝，而是向準備打劫你的人「懺悔」。 在這種傳統道德價值觀下，財產權被長期壓抑，每隔半個世紀甚至更短，就會來一次大型的「財產洗牌」。 許多有錢人不僅財產不保，連性命也不保，這已不是「富不過三代」，而是「活不過三代」的問題。

聽起來很可怕：在這片土地上，一旦你富起來，最後的下場很可能是這樣——你若幸運，得個好死；你兒子也夠幸運，再得個好死；到了孫子那一輩，「好死」的概率基本清零。 誰不信，翻翻歷史。

以近兩百年為例：距今約 200 年前的 1817 年，再過三十來年便是太平天國起義。 洪秀全率領那群「以打劫為樂」的造反者，把兩廣、江浙、整個長江以南的有錢人幾乎殺了個精光（李秀成等人一度北上，差點打到北京）。

你以為「幸好我在北方」？ 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捻軍起義、回民起義、白蓮教、紅燈照還在前面等著你。 捻軍（1851—1868）橫掃黃淮流域；陝甘回民起義（1862—1873）席捲寧夏、陝西、甘肅。

等到 1870、1880、1890 年代略稍穩定，又有八國聯軍、辛亥革命，隨後是連年軍閥混戰。 其間別說普通人保不住財富，連宣統皇帝都保不住。 要知道，宣統皇帝的私產是明文寫進《清室優待條件》的——「清帝私產由政府特別保護」。 結果「特別」沒幾年，1924 年馮玉祥就把溥儀趕出紫禁城，限三小時離宮，否則開砲。 原本約定的「歲用二百四十萬兩白銀」，也隨手改成「每年補助五十萬元」。

《優待條件》裡還寫著：「清帝宗廟陵寢永遠封禁，設衛兵保護。」結果誰當回事？ 軍閥孫殿英直接盜掘乾隆裕陵、慈禧定陵，金銀珠寶洗劫一空。 後來他非但沒事，反而一路加官進爵。 當時他把贓物四處送禮，「法不責眾」，上流社會也欣然笑納，鮮有人義正辭嚴地譴責「這就是搶劫」。 條約成了笑話。 更逗的是，連被打劫的溥儀自己也似乎並不當回事。

有一張 1961 年的歷史照片：紀念辛亥革命 50 週年時，陸鍾麟、溥儀、熊秉坤三人肩並肩、嘻嘻哈哈合影。 溥儀是末代皇帝，熊秉坤是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人，這倆合影尚可理解；可是陸鍾麟？ 他 1924 年任京都警備司令，奉馮玉祥之命把溥儀逐出紫禁城。 這是明目張膽的「搶劫犯」。 結果兩人還能摟肩合照、談笑風生，彷彿搶劫就是過家家。

連被打劫的人都不把打劫當回事，連清帝都無法保護自己的財產，在那樣動蕩的年代，普通人的財富又如何能保得住？ 答案不言自明。

剛才我們從宏觀上講了中國人富不起來、富不過三代的核心原因。 那從微觀上看，我覺得現象的根子在於：很多人分不清人與人的邊界，也不明白個人存在於世界的價值。 在前面的「家人邊界」一章裡我們談過區分邊界的重要性，這裡想說的是：搶劫橫行，本質上就和邊界模糊有很大關係。 大家想想，為什麼有人會肆無忌憚地去搶陌生人？ 核心原因太簡單：連自己家人都敢「搶」。 經常我們講段子，不是說「我起來連自己都打」嗎？ 連自己都能下手，怎麼會不敢對你動手？ 連親爹、親兒子、親老公、親老婆都能下手，不眨眼；搶你個陌生人，還不是分分鐘的事。 所以這類搶劫，常常是由親及疏地蔓延。 中國家庭裡「相愛相殺」的現象，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再說為什麼對財產權的侵犯不眨眼？ 因為很多時候連「人權」都沒有被當回事。 相當一部分父母把子女當作自己的附屬物，不少子女也把父母當作自己的附屬物。 你不過是「家裡的人」，在他眼裡就不是「一個獨立的人」。 於是踐踏你的人權就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 父母干涉子女婚姻，把婚姻簡化成天價彩禮；要求子女每月寄錢；子女也肆無忌憚地干涉父母，要求父母給自己解決房子、車子；甚至乾涉父母是否再婚、是否離婚。 連至親之間都能理直氣壯地「搶」，侵犯陌生人就更成了家常便飯。 就像我們常聽到的那句粗話：不搶就是傻子。 大家爭先恐後地去「搶」，頗有一種阿 Q 式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氣魄。

這就是我們反復強調的人與人的清晰邊界。 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財產權——能不能得到社會尊重與承認，首先不取決於外人，而取決於他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是否認可。 如果這些人都不尊重你的人權，不承認你對自己人生的支配權，還談何得到社會整體的認可與保護？

可悲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很多人既分不清家人的邊界，也不知道尊重人權為何物。 舉個幾乎人人可能遇到的例子：家暴。 在西方國家，一旦發生家暴——不論是丈夫打妻子，還是父親打孩子——任何受害方都可以立刻報警，警察會馬上趕到並按法律處理，舉證責任往往也不在受害方。 警察只要到場發現女​​方有傷痕，就會先行逮捕男方；男方必須請律師、繳納不菲的保釋金才能出來。 即便釋放，法官通常也會給女方簽發保護令；在保護令期間，丈夫即便回家也不得威脅妻子，甚至可能被禁止回家、禁止聯繫，一旦再犯立刻再抓。 同時，如果女方沒有收入，男方還要支付撫養費。 可見，西方社會對家庭邊界的保護非常清楚。

而在中國大陸，太多人從小就生活在家暴的環境裡。 家庭吵架、肢體衝突，警察往往不予理會，經常一句「清官難斷家務事」就抹過去了；就算要管，也常被認為是居委會、七大姑八大姨該管的事，不要佔用「寶貴的警力資源」，最多以教育、調解為主。 由此可見，西方把「人當人」，我們這邊則常常一旦對方是你的老爸、老公或家人，你在他眼裡就「不是人」了。 甚至長期以來，「婚內強姦」都不被視為強姦。 一個男人把女人按在床上強姦，警察來了，他只要一句「我是她老公/男朋友」，事情往往就此了結。 更離譜的，騙子、人販子在街頭擄走女性，被路人阻止時，慣用伎倆就是：「我是她男朋友/老公。」有時再加兩句「她給我戴綠帽子」。 這時圍觀者不僅不幫受害者，反而拍手叫好，甚至助紂為虐。 這類案件屢見不鮮，多到都被改編進電視劇了。 比如《心理罪》、劉濤主演的《下一站婚姻》裡都有類似橋段：女方明明不認識對方，但群眾聽信「家屬」一面之詞，對「出軌女性」的偏見一股腦兒傾瀉在她身上，辯解被喝彩聲淹沒，連正當反抗都被當成「不良婦女」的無恥行徑。

可見，在不少人的觀念裡，只要是「老公/老婆」，就可以隨意處置。 你上微博搜一搜「當街打小三」「直播抓姦」，多如牛毛；光天化日之下把女性扒光毆打，少有人出面製止。 很多人甚至會覺得「這不就是對的嗎？符合三觀呀。」而在歐美，即便對方真的「搞了破鞋」，那也是道德問題，你也無權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權。 警方會第一時間控制施暴者，路人的第一反應也多是製止、報警。

因此，很多女權主義者呼籲反家暴，我認為他們對「家暴」的理解還可以更深入：本質並非只是「大男子主義」，而是社會整體對人權、生命權缺乏尊重。 如果一個人連生命權都不尊重，你更不可能指望他去尊重財產權。

再看財產邊界。 很多家庭對財產的劃分也極不清晰。 前幾天我在知乎上看到一個案例：父母年紀大了，不能貸款買房，於是用女兒的名義買。 首付有一半是父親出的，後續還款也準備由父母承擔，房子給父母居住養老。 因為房產證寫的是女兒的名字，父親要求女兒給他打借條。 女兒就覺得受傷：她潛意識裡認為這房子「本來就是我的」，父母出的錢「本質上也是我的」。 甚至有人發問：怎樣「讓父母給自己出首付」？ 還有人直言對父母心懷怨恨：不是父母傷害了自己，而是「他們晚給了兩年」。 本來能住 100 平的大房子，現在只能住 60 平的小窩，於是「我很恨他們」。 你看，父母白送錢給你做首付，因為「送晚了兩年」，你就想把他們「幹掉」。 這就是現實：對生命與財產權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在這樣的場景裡真不算誇張。 我們號稱禮義之邦，但對個人權利、對人權的尊重程度，有時恐怕不比一些落後部落強多少。

所以總結一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國人之所以富不起來、富不過三代，深層原因在於社會整體對個人權利的淡漠；而最先踐踏你權利的，往往是身邊人。 因此我們這檔節目始終倡導一個觀點：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 他的生命權、財產權至高無上，任何人、任何輿論都無權踐踏。 什麼時候中國能真正做到這一點，中國才可能成為像歐美那樣文明、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個窮人都能通過奮鬥成為富人，富人也能有效保護財富並代代相傳；那時的中國，才會成為致富的樂土、真正富強的國家。

4、問：未來二三十年的主要危機會是什麼？ 有什麼危機要來？

孫宇晨：第一重危機，是中國經濟自身的內源性結構危機。 說白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這麼多年，遲早要進入滯漲，甚至階段性的負增長——這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正常。 看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增長曲線就明白：當一國的 GDP、人均 GDP 到達某個門檻，增速自然會往下走。 所以要有這樣的心理預期：中國的大環境會進入長期滯漲、低增長，乃至階段性負增長。 這是所有中國成年人都必須認真認識的「大前提」，會深刻影響我們的職業選擇、資產配置和家庭決策。 回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整體氛圍，我們在很強的樂觀主義裡成長；未來未必繼續如此樂觀。 假設我和我的孩子、父母都要在一個長期低增長、缺乏新增長點的環境中生活，那我們要如何配置資產？ 如何規劃人生？ 這是必須嚴肅思考的第一題。

第二重危機，是整體產業結構的大變化。 中國過去的主引擎是工業、房地產，以及由此拉動的一系列上下游，同時外貿也是關鍵引擎。 可這些引擎都有階段性特徵——這不用看很遠，只要看看領先我們一二十年的韓國、台灣就很明顯。 過去西方把產業轉移到日韓、台灣，然後再轉到中國；接下來，產業會繼續向越南、印度等地轉移。 對應地，大量產業崗位會被批量「拔掉」，這不僅僅是個別人下崗的問題，而是產業段落式地遷移。 與之同時，社會的「安全網」（社保、養老金等）也會承壓、出問題——這已經在發生，否則為什麼會討論延遲退休？ 別笑美國、台灣今天遇到的難題，未來中國大概率也會經歷一輪。 對 90 後是挑戰，對 70 後、80 後同樣是挑戰。 我們在大學、高中所受的教育，基本是工業體系下的整套教育。

比如我們公司有人學社會工作；我北大同學裡很多學化工、石油等與工業生產緊密相關的專業；很多文科生學文學、歷史，在傳統媒體、紙媒、黨報系統工作——這些賽道都會經歷「被互聯網革新」的劇痛。 微信群裡同學常問我：「我沒學過互聯網，大學讀的是石油化工，現在去互聯網怎麼辦？原專業薪水也越來越低。」這就叫產業結構轉型落到個人身上的「投射形態」。 它不是宏觀層面「忽悠你」的新名詞，而是你履歷和崗位選擇上的具體難題。 對國家領導人都是大挑戰，更何況個人。 但好消息是：個人的適應和轉身，往往比國家層面的轉型要容易得多。

第三重，也是把前兩點歸納後的「危中之機」：傳統社會將迎來最後一次大轉型：從「以家庭為單位的工業生產社會」，轉向「以個人為單位的互聯網社會」。 未來我們遇到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會建立在這條主線上：組織單元從家庭轉為個人，生產方式與協作邏輯從工業化轉為互聯網化。 這不只是中國的課題，發達國家也一樣。 甚至有些國家層面還沒完全聽懂這道題。 誰在互聯網領域不作為，國家、社會、民族都會落後，個人當然也會落後。 這也是我為什麼反復強調「戰略」的原因：戰略一旦踏空，國家、社會、民族、個人會集體踏空，沒有例外。 基於同樣的判斷，我並不建議盲目移民。 中國和美國，是少數對互聯網之於國運有深刻共識的國家，我相信會被命運獎勵。 從「家庭的工業社會」到「個人的互聯網社會」的變遷，很可能是未來三四十年，甚至五十、一百年的主旋律。 要花一百年就花一百年，要花五十年就花五十年，這是大趨勢。

5、問：講講原始積累與個人奮斗在中國的合法性，中國社會對財富創造的態度存在什麼問題？

孫宇晨：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與我前面反復強調的「戰略決定一切」一脈相承：如果個人奮鬥的原始積累在中國連合法性，尤其是道德上的合法性都立不起來，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談何發展？

大家也知道，我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勵志故事：從四五線小城走出來的小鎮青年，靠自己努力在北京立足，養活三四十名員工，一年還能創造幾千萬淨利潤。 這就是最樸素的中國故事，我也相信我們會越來越好。

但這一路上，我切身感到：雖然制度上允許原始積累和個人奮鬥，可在道德上卻常常得不到承認。 你明明踏踏實實把事業做好了，總有人指指點點：說你沒有社會責任，說你只為一己之私，只想賺錢，何談高尚？ 甚至有人認為，人就不該謀取私利——只要口頭承諾「為人民服務」才算對的。 可當你坦誠「我想把自己的日子過好、照顧好家人」，他們就說你「自私」。 類似的道德指責，在中國不少見。

從這個層面看，我常說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像 16 至 18 世紀的德國。 歐洲歷史上有一千多年被稱為「黑暗時代」，核心是中世紀教會統治下的倫理：不鼓勵賺錢，做企業就是「壞」。 邏輯是：你應該把更多時間用來侍奉上帝、為他人付出。 聽起來高尚，效果卻與今天我們聽到的一些論調頗為相似。 那如果有人很能幹、賺了很多錢怎麼辦？ 教會就用「下地獄」嚇唬他。 被嚇住的人問「那我怎麼辦」？ 教會說：可以買贖罪券。 意思是：我和上帝熟，我替你走後門；你出點錢，上帝就網開一面。 結果可想而知，「贖罪券」成了一本萬利的生意。 上帝在不在、有沒有在招商銀行開賬戶姑且不論，錢反正先進了教會的口袋。

後來，馬克斯·韋伯寫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追溯資本主義的起點，強調是新教倫理的改革鋪了路。 馬丁·路德站出來說：不用被嚇唬。 加爾文更明確：賺錢本身來源於交易，而只要是自願交易，雙方必然得利，社會也因此更好。 於是，「好好工作、努力賺錢」就被賦予了道德正當性——賺錢就是盡責，就是信仰實踐；不必再用贖罪券走後門。

打個比方：上帝像一個優秀的 CEO。 我作為 CEO，會看見每位員工的業績表現：幹得好就提拔，幹得差就調整。 員工不需要再偷偷給我塞禮物求升職。 同理，你是否「升天堂」或「下地獄」，看的是你是否創造了價值、是否勤奮工作、是否通過交易讓社會更好。 賺錢多不是原罪，反而是價值兌現；不必再提心吊膽去「贖罪」，因為賺錢本身就是對善的追求。

新教倫理的這套觀念，解放了人心與生產力，是工業革命和科技躍遷的思想前提。 此前「萬古長如夜」，一千年像過了一天，社會幾無進步；觀念一變，創業家、科學家、發明家層出不窮，新一輪文明進程由此開啟。 大家一想明白，原來努力賺錢就是有道德、是在服侍上帝——經濟與道德的雙重激勵同步到位，人人願意好好工作、踏實創業、積極交易，所有人的生活都隨之改善。

我們大多數人不信教，但依然能體會「道德感召力」的重要性：用正當的方式賺錢，獲得的不僅是收入，還有社會認可與自我成就。 一個社會最可怕的，就是讓那些努力奮鬥、踏實納稅的人心寒：你辛苦工作、養活員工、創造稅收，卻被貼上「壞」的標籤；而好吃懶做反倒成了「好人」。 長此以往，道德水位只會下滑，國家也會跟著吃虧。 這個方向，一定要掰正。

我記得我們上歷史課時，教科書裡就講：新教倫理是工業革命的思想前提。 放到今天也是一樣，一個國家要想發展，一個公司要想做大，一個人要想立足，都要相信交易的力量、資本的力量、努力的力量、個人奮鬥的力量。 只要把交易做好，把生意做好，把本職工作做好，生活一定會更好；別人也會認可你，你也能踏踏實實推動社會進步。 無需偽善，無需偷巧，保持真誠與勤勉，就能成為社會的中堅，並分享發展的紅利。 這不僅是做事的常識，更可能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立根之本。

6、問：為什麼你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為什麼碾壓了希拉里？ 談談美國總統大選

孫宇晨：其實大家聽到這期節目的時候，美國大選已經結束一段時間了。 我想整體談談我對這次大選的感受。 我從特朗普剛宣布參選就開始關注，一直看到他正式當選。 先回顧一下我的心路歷程，再說說我的一些感想。 我認為，光這場大選本身，就對我們的創業與現實選擇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投票前的 10 月 8 日左右，我其實心里挺絕望。 作為企業家，我內心支持特朗普，但臨近投票我也沒什麼信心。 回頭看，這很正常。 我們身在中國，了解美國的渠道有限，預測選舉常常會把主流媒體的報導、民調數據、政治精英的表態當作「基準」。 在這些維度上，希拉里佔據壓倒性優勢：美國主流媒體、時任總統奧巴馬、多數官方民調都支持她。 共和黨內也有不少人不給特朗普背書，尤其是他被爆出一些「黑料」後，黨內不少人收回支持。 但事實是，特朗普仍然贏了。 這件事對我的震撼非常大。 它提醒我們：傳統精英往往高估「人脈、財力、關係、背書」的力量，低估了「普通大眾支持」的爆發力。 如果必須給出一個核心論點，就是這一點。

希拉里之所以得到那麼多背書，原因很簡單：她是典型的美國職業政治家，最寶貴的資產就是整個政治體制對她的認可。 但也正因此，她逐漸失去普通民眾的信任。 擔任參議員與國務卿期間，一系列事件讓美國老百姓對她的誠信與行事風格產生質疑。 於是，社會撕裂加劇：精英群體把普通人視為「無知」，普通人把精英視為「騙子」。 到了投票那天，基本形成了「政治精英群體」大多支持希拉里，即便其中不少富人是喜歡特朗普的，而傳統政治精英對最終結果的操控性，遠不如他們以為的那樣強。

特朗普的集會（rally）非常接地氣，感染力強；希拉里的集會則更像「開大會」，互動少、自說自話。 希拉里是典型的傳統政客，難以激發普通人的認同；特朗普雖然是個富二代出身精英，但在經商過程中非常懂得人民要什麼、喜歡什麼，也擅長自嘲，很容易與大多數人打成一片，這是他獲勝的關鍵。

再看輿論場。 我平時也常上美國網站看新聞與自媒體：4chan、Reddit、Twitter——大致對應國內的 B 站、知乎、微博。 在這些平台裡，整體傾向於支持特朗普的聲音更大。 原因也不復雜：他極其接地氣，使用的網絡語言與表達方式高度「網感」。 如果只看這些平台，你會覺得他必勝；但政治與文化精英更多還在看《紐約時報》、CNN 之類的傳統媒體——這些渠道幾乎一邊倒地認為希拉里會贏。 我的直觀感受是：特朗普當選不僅意味著自媒體的崛起，也意味著傳統媒體的衰敗進一步坐實。

我自己在美國時就感受到傳統媒體的式微。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早年在《南方周末》實習，剛到美國時還想做《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商業周刊》那樣的撰稿人，後來也在《彭博商業周刊》寫過稿。 但我剛去美國不久，就見​​到《BusinessWeek》因資不抵債而停刊重組，之後併入彭博體系更名為《Bloomberg Businessweek》。 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傳統媒體的崩塌是真實存在的。 今天你看到《紐約時報》、CNN 在影響力與可信度上的滑坡，不過是這種趨勢的延續。 可以說，以後媒介的主流形態，一定更偏向於自媒體分佈式內容。 說到這裡，有讀者可能會說「不夠乾貨」。 其實結論很直接：如果你還在傳統媒體體系里工作，現在就是改行的最佳時機。

再說另一個爭議：很多人指責特朗普「沒文化、沒讀書」，甚至謠傳他沒上過大學。 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他的本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是常春藤，而且就讀的是沃頓商學院，全美頂尖商學院之一，在商界的聲望不低於哈佛商學院。 換國內類比，就是「北大光華」這個量級。 一個「科班出身」的人，怎麼可能被說成「沒文化」？ 顯然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扭曲和偏見，當然我這裡也有「利益相關」，我自己也是這所學校畢業的，特朗普是我校友，當然也是我們學校當選的第二位總統。

為什麼這麼少呢？ 因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是一所完全意義實用主義傳統的商學院，所以他出了非常多的從商的人，比如特斯拉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他同時也是 Spacex 以及 Paypal 的創始人，然後我們學校還出了巴菲特，巴菲特大家也知道是投資之神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所學校是有著非常深厚實用主義傳統的一所學校。 其實我覺得川普某種程度上，其實無論在這次競選中，還是在他平常的生活中，都繼承了母校賓大的這種實用主義傳統，所以才能在現實生活中所向披靡。

賓大為什麼會有實用主義傳統，這跟賓大的創校的創始人是有關係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這個創校？ 賓大創校的創始人是一個叫做富蘭克林的人，就他不是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可能絕大多數中國人，我們了解富蘭克林主要是因為他發明了避雷針，以及是美國國父之一，是印在 100 美元上面的，富蘭克林其實最早和漢密爾頓一起主導了美國的非常多的製度建設，可以說是美國之所以有今天，是富蘭克林的貢獻。

所以富蘭克林，他是一個非常善於把一個快倒閉了的公司，經營得欣欣向榮。 包括一所學校剛建立的時候，一文不拔的時候，富蘭克林把它可以做得有聲有色，所以可以看到富蘭克林本身身上就帶有非常強的商人特質和企業家特質，包括一個新建的立的國家，富蘭克林也有非常多的辦法把它變得非常好，所以他可能不是一員打仗的驍勇的戰將，，但是他一定是一個非常具有經營才華的人，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其實即便從學校的傳統來說，我也相信川普一定能把美國干好。 因為有一個有著商人精明和經營特質的人，讓他去運營一個國家，就像富蘭克林是像運營美國一樣去運營賓大一樣，他一定可以把這個學校運營的有聲有色，而且絕大多數人日子都過得非常好，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這個賓大的這個實用主義傳統是一直是一脈相承的。 但其實我自己在我個人這個創業的過程中，也前所未有的在發揚這一種實用主義傳統。

回過頭來再說一下，說特朗普沒有文化甚至沒有讀過書，甚至歪曲說他沒有讀過大學，這是完全錯誤的。 與此相反，川普恰恰是繼承了實用主義的傳統，接地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川普跟絕大多數的老百姓、跟人民群眾打交道是非常順暢的，他也有著非常強的產生共鳴和感染的能力。 這些很多都是科班出身，每天死讀書的美國文化精英以及政治精英所不具備的。

美東許多政治與文化精英，如果不能把自己的高頭銜、好文憑，轉化為「替美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尤其是替老百姓解決經濟與安全的現實問題，替國家應對各種危機的治理能力，那麼再多的標籤、再漂亮的履歷，都是白搭。 一定要明白這一點：這正是名校經歷自帶的「陷阱」，很多人沉醉在光鮮的頭銜裡無法自拔。 名校畢業也好、各種「高大上」頭銜也罷，最終要落到「能不能在真實戰爭中給你帶來優勢、在真實問題面前給你帶來幫助」。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明顯更務實，也更知道怎麼「解題」；希拉里則不是。 舉個簡單例子：特朗普反復強調自己能有效打擊恐怖主義，能有力處理非法移民問題，能解決美國老百姓的就業問題。 而這三件事，連 CNN 都承認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議題：反恐、ISIS，非法移民，就業崗位。 相反，以希拉里為代表的一些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卻反复炒作所謂「特朗普摸女人屁股」的事件。

按理說，《紐約時報》、CNN、《紐約客》這類大媒體，應該嚴肅討論國家治理，而不是把主要火力放在「特朗普是不是侮辱女性」「是不是摸了誰的屁股」「繳不繳稅」「私生活如何」這些「人身小節」上。 希拉里似乎以為，人民最愛看這種八卦：我只要拼命攻擊他「侮辱女性」，找上一堆人來指控，他就會被選民拋棄。 可現實恰恰不是這樣。 一個真正有智慧的國家，人民更關心「大題目」而非「小節」：誰更能打擊恐怖主義，誰更能處理非法移民，誰更能把工作機會帶回來。 選後你去看 CNN、紐約時報做的回訪民調也能發現：在「反恐」「非法移民」「就業」這三項上，多數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會比希拉里做得更好。

我覺得一個具有著實用主義傳統的人，他可以當好總統，就像川普在無數次破產之後都能夠成功的讓公司起死回生一樣，我相信他能讓他的公司起死回生，經營的越來越好。 川普現在也是在美國排名前 200 的一位富豪，雖然排名沒有那麼前，但是一個排名前 200 的富豪，我相信他也能經營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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