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美國總統如此施壓美聯儲，是1971年的尼克松，兩年後美國進入滯脹時代

特朗普正用一條條推文威脅美聯儲的獨立性，而上一次美國總統如此施壓美聯儲，要追溯到 1971 年，美國大滯脹時代的前夕。

1971 年，美國經濟已經面臨「滯脹」困境，失業率達 6.1%，通脹率突破 5.8%，國際收支逆差持續擴大。 為爭取連任，尼克松總統對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施加空前壓力。

白宮記錄顯示，1971 年，尼克鬆與伯恩斯互動次數顯著增加，特別是在 1971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兩人每季度的正式會晤達 17 次，遠超常規溝通頻率。

而這種干預在政策操作層面表現為：當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初的 5% 驟降至年末的 3.5%，M1 貨幣供應量增速達到二戰後的峰值 8.4%。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全球貨幣體系劇變的這一年，伯恩斯對政治的妥協為後來的「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 1979 年後保羅·沃爾克大幅加息才得以解決。

伯恩斯也因此背負了歷史的罵名。 今天的鮑威爾，絕不想重演伯恩斯的命運。

1970 年，尼克松親自提名阿瑟·伯恩斯擔任美聯儲主席。 伯恩斯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曾是尼克松競選時的經濟顧問，兩人私交甚篤。 尼克鬆對伯恩斯寄予厚望——不是作為貨幣政策的把關人，而是作為政治戰略的「配合者」。

當時，尼克松面臨在 1972 年大選中爭取連任的巨大壓力，而彼時美國經濟尚未完全從 1969 年衰退中恢復，失業率高企。 他急需一波經濟增長，哪怕是靠「放水」製造的虛假繁榮。

於是，他不斷向伯恩斯施壓，希望美聯儲降息、增發貨幣，以刺激增長。 白宮內部錄音記錄了尼克松和伯恩斯的多次對話。

1971 年 10 月 10 日，在橢圓形辦公室中，尼克鬆對伯恩斯說：

「我不想就這麼下台（I don’t want to go out of town fast）……如果我們輸了，這將是華盛頓最後一次由保守派執政。」

他暗示如果自己連任失敗，伯恩斯將面對一個由民主黨人主導的未來，政治氛圍將徹底改變。 面對伯恩斯試圖以「銀行體系已經很寬鬆」為由拖延更多寬鬆政策，尼克松直接駁斥：

「所謂的流動性問題（liquidity problem）？那就是廢話（just bullshit）。」

不久後，在一次電話中，伯恩斯向尼克松報告道：「我們把貼現率降到了 4.5%。」

尼克松回應道：

「好，好，太好了（Good, good, good）……你帶著他們往前衝，你一直都是這樣做的（You can lead’em. You always have. Just kick’em in the rump a little）。」

尼克松不僅在政策上施壓，在人事安排上也明確表態。 1971 年 12 月 24 日，他對白宮辦公廳主任喬治·舒爾茨說：

「你覺得我們對阿瑟的影響差不多夠了嗎？我是說，我還能對他施加多大壓力？」

「如果不行，我就把他叫進來（If I have to talk to him again, I’ll do it. Next time I’ll just bring him in）。」

尼克松還強調，伯恩斯無權決定聯儲理事會的人選：

「他得搞清楚，這跟首席大法官伯格一樣……我不會讓他選自己人（I’m not going to let him name his people）。」

這些對白來自白宮錄音，清晰地展示了美國總統對央行主席的系統性施壓。 而伯恩斯也的確「照做」了，並用一套理論為自己的做法辯護。

他認為，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率上升，對於抑制當時的通貨膨脹是無效的，因為通貨膨脹的根源在於美聯儲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工會、食品和能源短缺以及歐佩克對油價的控制。

1971 年到 1972 年，美聯儲降低利率、擴大貨幣供給，推動經濟短暫繁榮，也幫助尼克松實現了連任目標。 但這場「人為製造」的經濟繁榮的代價很快顯現。

儘管美聯儲是貨幣政策執行機構，但在 1971 年 8 月尼克松宣布「暫停美元與黃金兌換」這一決定時，並未顧及伯恩斯的反對。 1971 年 8 月 13-15 日，尼克松召集 15 名核心幕僚在戴維營舉行閉門會議，包括伯恩斯、財政部長康納利和時任國際貨幣事務副部長沃爾克。

會議中，儘管伯恩斯最初反對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但在尼克松強大政治意志下，會議直接繞過美聯儲決策程序，單方面決定：

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暫停外國政府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權利；實施 90 天工資和物價凍結，遏制通脹；對所有涉稅進口商品徵收 10% 附加稅，保護美國產品免受匯率波動影響。

這被稱為「尼克松衝擊」的一系列舉措，打破了 1944 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根基，黃金隨之暴漲，全球匯率體系瓦解。

起初，工資物價管制短期內抑制通脹，1972 年美國通脹被壓制在 3.3%。 但到了 1973 年，尼克松解除了價格管制，而此時美元大量流通、供需失衡的後果迅速顯現。 再加上同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物價開始暴漲。

美國經濟隨即陷入罕見的「雙殺」局面，1973 年通脹率達到 8.8%，1974 年更高達 12.3%，失業率也持續上升，形成典型的滯脹格局。

這時，伯恩斯試圖重新收緊貨幣政策，卻發現自己早已失去公信力。 他對政治妥協和非貨幣措施的依賴為「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 1979 年後保羅·沃爾克上任，並以極端加息政策徹底「壓制」通脹，美聯儲才重新獲得獨立威望。

伯恩斯任期留下年均 7% 的通脹率，並削弱了美聯儲信譽。 美聯儲內部文件與尼克松錄音顯示，伯恩斯將短期政治需求置於長期價格穩定之上，他的任期成為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反面教材。

有財經評論人調侃道：

「伯恩斯沒有行騙，也沒有殺人，甚至不是戀童癖……他犯下的唯一罪行是——在通脹完全控制住之前就降息了。」

相比之下，伯恩斯的繼任者保羅·沃爾克，以 19% 的利率「掐死」通脹，雖製造了劇烈衰退，卻成為華爾街、經濟史、乃至公眾眼中的終結通脹的英雄。 歷史證明，美國人可以原諒一位導致經濟衰退的美聯儲主席，但不會原諒一位點燃通脹的主席。

鮑威爾深知這一點，也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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