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智庫」歐亞集團：2025 年全球十大風險

作者：Eurasia Group

編譯：jk，Odaily 星球日報

引言：

從某個角度來看， 2025 年顯得非同尋常。 假如我們以外星物種的身份，無所偏倚地審視地球，我們會看到什麼？ 一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擴張和成長中的擁有 80 億人口的世界；在經歷了數萬年的停滯後，展現出令人驚嘆的機會。

即便從地緣政治的頭條新聞來看，我們對 2025 年也可以抱持一些樂觀態度。 過去一年主導全球的重大戰爭正在減退。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試圖推翻其領導層三年後，談判（甚至可能的停火）似乎已接近實現。 同樣，在中東地區，經過一年多的加薩及其他地區的戰鬥後，人們對擴大暴力的意願和目的似乎減弱。 在美國，一場激烈競爭的總統選舉產生了一位無可爭議的勝者，幾乎沒有人質疑選舉是否自由、公正或被操縱。

但仔細一看，我們面臨巨大的問題。

所謂的「國家共同體」如今不過是童話故事，其治理無法滿足公民的需求。 我們的挑戰是全球性的，無論是氣候、技術、經濟，或國家安全，都無法在缺乏強而有力國際合作的情況下解決。 而現有製度架構下，增強國際合作既不被認為是可取的，也不可行。 最有能力加強全球機構的政治力量，卻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我們正在回到叢林法則的世界。 一個強者可以為所欲為，而弱者只能聽天由命的世界。 而那些強者──無論是國家、企業，或是個人──都無法被信任會為了他們掌控下的弱者的利益行事。

這並不是可持續的軌跡。

1：G0 世界的勝利

歐亞集團已警告逾十年，G 0 世界的危險日益加劇：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單一強權或強權集團既有意願又有能力推動全球議程和維護國際秩序的時代。 而這種全球領導力的赤字正變得極為危險。

到了2025 年，這種局面將成為導致地緣政治持續不穩定的催化劑，削弱世界的安全和經濟架構，創造新的權力真空並使其不斷擴大，同時鼓勵流氓行為的興起，增加意外、 誤判和衝突的可能性。 一場跨世代的全球危機，甚至一場新的全球戰爭的風險，比我們這一代所經歷的任何時候都更高。

當前全球秩序的核心問題在於，關鍵的國際機構——如聯合國安理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已不再反映全球權力的實際分佈。 這是一場地緣政治衰退，一種國際關係的「蕭條週期」，其原因可追溯到以下三點：

• 冷戰結束後，西方未能有效地將俄羅斯納入國際體系，導致俄羅斯對美國和歐洲懷有深深的怨恨和敵意。 如今，作為一個曾經的強國但現已嚴重衰退，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已成為全球最危險的流氓國家之一，並積極與其他全球不穩定的行為體——尤其是北韓和伊朗——建立軍事 戰略夥伴關係。

• 相較之下， 2000 年代初，中國被納入國際秩序，尤其是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 西方曾假定全球經濟整合會促使中國領導階層自由化其政治體系，並成為西方定義下的負責任的全球利害關係人。 然而，這項預期未能實現。 這最終導致了中西方之間日益加深的緊張關係，甚至是對抗。

• 最終，已開發工業民主國家的數千萬公民得出結論，他們的領導人和菁英所推崇的全球主義價值觀已經無法再為他們服務。 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變革，使得許多人對政府和民主本身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進而削弱了這些國家在全球舞台上領導的能力和意願。 最顯著的是，當選總統川普不僅煽動了美國國內單邊主義情緒的高漲，也從中獲利。

要走出地緣政治衰退有三種途徑：其一，改革現有機構，使其運作更加高效並贏得廣泛的合法性；其二，建立新的替代機構，以更好地適應全球權力格局的 實際分佈；其三，摧毀舊有的體系，透過武力強加一套新的規則。

這三種途徑都在發生。 但在 2025 年，最大的努力集中在第三種途徑。

美國雖然實力強大，但卻無意領導世界。 相較於2017 年，川普的回歸和一個政治上更加穩固、徹底單邊主義的政府，將加速美國決定性地放棄其長期以來擔任的全球治安官、自由貿易捍衛者和全球價值觀擁護者的角色 。 「美國優先」這個口號並非毫無緣由。

其他已開發工業民主國家前所未有地脆弱，無力填補美國轉向內顧所留下的領導空缺。 德國政府已經垮台，民粹主義政黨可能在即將到來的聯邦選舉中獲得更大支持。 法國正深陷長期的政治危機。 英國由一個不受歡迎的新政府領導，該政府仍在努力站穩腳跟。 義大利雖然暫時相對穩定，由與川普關係密切的喬治亞·梅洛尼領導，但這不足以支撐全球秩序。 日本自民黨失去了多數席位，新首相石破茂可能難以持久。 韓國則完全處於混亂之中。 加拿大的杜魯道即將下台。 對曾經的美國盟友來說，眼下的地緣政治策略就是保持低調，祈禱不要引起混亂的注意。

除了對一個更極化世界的普遍嚮往外，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它們既沒有足夠的力量也沒有足夠的組織能力來引領世界走出地緣政治衰退。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最有實力、最有可能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印度，仍然是一個低收入國家，其主要精力集中在為國家利益搭建橋樑。 儘管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國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但它們缺乏推動深遠全球改革的地位。

中國作為地球上第二強大的國家，也是美國唯一實際上的競爭對手，即便想要領導世界，也無法做到。 它不僅缺乏吸引穩定追隨者所需的合法性和「軟實力」，還因持續的經濟困境，以及政策，而將精力集中在國內挑戰上。 同時，中國的夥伴俄羅斯，這個正在流失人力和經濟資本的國家，也沒有任何合理的領導資格。

簡言之，隨著 2025 年世界日益加劇的 G 0 領導力赤字，和平改革或全球秩序更新的前景並不存在。 剩下的只有更大的地緣政治不穩定、混亂和衝突。 在沒有任何一方能夠也願意維持全球和平與繁榮的情況下，經濟中斷和危險的軍事衝突的風險將持續增加。 權力真空將擴大，全球治理將陷入停滯，導致流氓行為和人類苦難日益滋長。 世界將變得更加分裂，更加危險。

今年的首要風險不是單一事件，而是 G 0 領導力赤字對全球秩序崩塌的累積影響。 我們正進入一個與 20 世紀 30 年代和冷戰初期相當的獨特危險時期。 這種地緣政治現實是本年度報告中所有重大風險背後的推動力量。 真正災難性事件的尾部風險每天都在增加。

2：川普的「統治法則」

川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將與第一個截然不同。 憑藉 2024 年選舉的壓倒性勝利和團結一致的共和黨的堅定支持，川普這次走馬上任時，比 2017 年更具經驗、更為組織化。 他身邊聚集了一批久經戰鬥、忠誠可靠的支持者，這些人對如何操控官僚機構有更深的理解。 他的團隊比上次更個人化地忠於當選總統，並在意識形態上高度一致：民粹主義者 JD·萬斯將擔任副總統，而不是福音派的麥克·彭斯。

川普對國會共和黨的掌控力日益增強，加上最高法院6 比3 的保守派多數以及更有利的媒體環境（例如Twitter/X 和民粹主義播客的影響力日益擴大），都將 幫助他在第二個任期內推進自己的議程。

川普及其核心團隊認為，他第一任期的議程曾因所謂「深層政府」中的不忠任命官員和政治對手而受阻。 因此，加強白宮對聯邦政府的掌控並將獨立機構政治化，成為川普優先事項的首要任務。 從他迄今為止的提名來看，他顯然意圖全力推進這些努力，例如清除聯邦官僚機構和行政體系中的職業公務員，並任命忠誠者擔任他認為曾參與針對他的政治攻擊的重要職位，尤其是 在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等內部權力機構。

為了掌控龐大的聯邦支出機制，川普將依賴忠誠的任命官員，威脅對國會中不服從的投票者進行報復，並在必要時尋求單方面撤銷國會批准的資金。 這種行為可能會引發法庭鬥爭，進一步將權力平衡從立法機構向行政機構傾斜。

「統治法則」的挑戰

川普認為，所謂的「深層政府」不僅阻礙了他的議程，還因政治原因彈劾和起訴他。 經過清洗，這些被他視為對手的機構已被削弱，他正將華盛頓的政治規範推向崩潰的邊緣。 他對權力機構的掌控將被用來保護自己及其盟友免於追責，同時對政治敵人和批評者進行迫害和威脅。 儘管這些清洗和迫害是否成功並不重要，僅靠公開威脅和繁重的調查就足以遏制異議，並質疑美國憲法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這也使得那些長期被認為是中立和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再被視為如此。

行政權力和法治的獨立性被侵蝕，將使美國的政策環境更依賴華盛頓某位強勢領導人的決定，而不是基於既定的、政治上無偏的法律原則。 川普可能對他視為對手的公司合併採取更嚴格的監管審查。 投資人將不得不仔細解讀當選總統的社群媒體帳號以及其團隊中不斷變化的意見領袖，以預測川普是否會落實其影響全球經濟的監管和關稅計畫。 這種高度個人化的執政方式可能成為 2025 年及以後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

如果川普系統性地獎勵政治上與他結盟的商業人物，在監管、法律和合約事務等方面給予優待，那麼他將推動一種以接近權力而非市場競爭為成功標準的體系 。 這將加劇全球最大經濟體中的裙帶資本主義，使企業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培養與川普政治機構的交易關係，而非專注於創造經濟價值。 不願配合的企業將處於不利地位。 儘管市場和企業可能對川普的許多具體政策持正面看法，這種轉變將為美國的政策制定注入結構性波動，並削弱美國的商業和投資環境，可能損害長期經濟效率、生產力和成長。

最重要的是，川普的破壞性衝動將繼續受到他自己缺乏紀律性和對治理缺乏興趣的限制。 在他第一個任期內，官僚內部鬥爭延遲了政策實施，並導致政策推出時一片混亂，而他對程序規則的隨意處理常常使政策在法庭上受到威脅。 儘管當前團隊比 2017 年更有經驗，但未來四年中低水平的內部混亂仍將是一個反覆出現的特點。

儘管如此，即使川普未能摧毀民主制度，他對美國長期以來價值觀的漠視，仍將使 2025 年及以後的歲月成為政治破壞的「開放季」。 正如無人修復的破窗暗示對財產損害的漠視並引發更嚴重的犯罪一樣，那些對長期政治規範的小小違反若無人質疑，也將表明民主的防護機制可以被肆意忽略。 在川普2016 年首次當選之前，美國的製度環境與今日已大相徑庭：他拒絕公開納稅申報表，不願剝離家族企業，將家庭成員安插在關鍵職位，並透過社群媒體直接與公眾和外國領導 人溝通，這些都反映了過去十年中製度規範已然發生的深刻變化。 隨著未來四年更多規範被公然藐視，更多「窗戶」被肆意打破，民主規範、政治體制和法治的侵蝕可能會進一步加速。

儘管美國總統歷史上屢見重大腐敗醜聞——如水門事件、茶壺山醜聞、伊朗門事件——川普的第二任期將標誌著自重建時期以來，美國首次經歷嚴重的體制倒退 。 而這可能不會是最後一次。 一旦某一黨派打破先例，另一黨派往往更容易效法。 自 21 世紀初以來，美國的民主規範、政治體制和法治已逐漸受到侵蝕。 從1987 年羅伯特·博克的提名因意識形態之爭而被否決開始的黨派司法戰爭，最終導致對巡迴法院提名人選取消了阻撓議事規則，如今又發展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獲得終身任命時沒有對方黨派 任何選票的現象。 共和黨能夠取消最高法院提名人的阻撓議事規則，正是因為民主黨先前已在下級法院提名中這麼做了。 這種你來我往的「逐底競爭」式遊戲削弱了大眾對法治的信任，而信任的重建遠比破壞更困難。

3：中美關係惡化

2023 年11 月，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伍德賽德達成的緩和協議暫時遏制了中美緊張關係，但川普重新上台將打破這一穩定，導致全球最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 脫軌，加劇經濟動盪和危機風險。

此關係的改變主要因貿易政策驅動。 川普將在就職後幾週內宣布並實施針對中國商品的新關稅，意圖利用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迫使中國讓步。 儘管未達到其威脅的 60% 全面關稅，某些產品的關稅將迅速提高至 50% -60% 甚至更高，到 2025 年底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將翻倍至約 25% 。 即便較為溫和的方案——如在財政部長提名人斯科特·貝森特的努力下，最高關稅僅升至 40% ——也將觸碰中國的底線。

儘管進入 2025 年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及上一次貿易戰，但中國領導人已準備採取更強硬的回應，並不太可能作出讓步。 技術政策將是重要的觀察領域。 中國政府和民眾對美國政策的強烈反感，認為其旨在凍結中國技術發展水準並阻礙經濟進步。 即便是川普無法控制的事件，如 1 月 19 日位元組跳動被迫剝離 TikTok 的最後期限，也會觸動普通中國人民的神經。 在出口管制方面，川普的安全鷹派將把更多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增加許可難度，將管控擴展至生物技術等新領域，關閉規避漏洞，擴大域外工具的使用，並延續拜 登政府時期的先進晶片限制。 去年 12 月，中國透過限制關鍵礦產出口表明，已準備好對美國的技術封鎖進行報復。

對台灣政策雖非立即引發危機的導火線，但會加劇雙方關係的惡化。 鷹派人士如盧比歐和沃爾茨將推動與台北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並挑戰美國在軍事幹預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尋求為台灣提供更明確的安全保障。 儘管川普本人可能對台灣問題興趣不大，但其政府和國會將加速擴大美台防務關係，並放寬對台北在敏感領域的限制。 例如，美方可能為台灣引入更多非對稱防禦系統，提供軍事培訓，並放寬對台灣總統賴清德及其團隊「過境」美國的限制，但預計不會直接挑戰現狀。

目前，中國認為其對賴清德的壓力戰術有效，賴被視為不可挽回的「分離主義者」。 只要賴的人氣維持高位、台灣經濟表現良好，其就不太可能採取激進行動。 但任何美台之間的前所未有的舉措——儘管可能性不大——都可能引發強烈反應，包括侵犯台灣領空或領海。 如果中國認為台北在推進事實上的獨立，或華盛頓觸及其「紅線」——例如美國國防部長訪台或美國海軍艦艇停靠台灣港口——可能會透過封鎖或佔領外島的方式進行軍事升級。 隨著 2028 年台灣選舉臨近，中國為阻止賴清德連任而加大壓力，這些風險將進一步增加，同時也使「和平統一」的敘事更加難以維持。

儘管如此，中美雙方今年都不願主動引發危機，兩國領導人都試圖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內事務上。 然而，達成妥協的結構性條件並不存在。 中國所能提供的讓步——購買農產品和能源、擴大美國企業的市場准入、對美投資以及對烏克蘭問題的有限協助——不足以平息川普及其政府中的鷹派。 同時，與拜登時期的「有序衰退」不同，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外交部長王毅透過25 個高階雙邊管道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方向，而川普政府下管理和溝通 機制將嚴重缺失，使中美關係更加缺乏後盾支持。

今年美中關係有兩個不確定因素：川普和伊隆馬斯克。 作為川普的首席顧問，馬斯克在中國的巨大商業利益可能使其成為潛在的調解力量。 然而，中國可能懷疑馬斯克兌現協議的能力，而他也不太可能在如此複雜的外交問題上測試自己的影響力。

非管理性脫鉤的代價將會十分沉重。 川普的關稅將衝擊中國出口，這是原本疲軟經濟中唯一的亮點。 對美出口占中國 GDP 的 3% ，高關稅將威脅中國實現成長目標的能力。 儘管中國將採取更強的刺激措施以抵消影響，但由於中國更傾向於穩定而非成長，政策支持將繼續是漸進和反應性的，國內需求仍將低迷。 美國消費者也將因更高價格而付出代價（參見風險#4：川普經濟學）。 非管理性脫鉤將擾亂全球供應鏈，迫使貿易流向重組，提高企業和消費者的全球成本（請參閱風險#7：禍及全球）。 隨著美國在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建立國家安全壁壘，可能會波及醫療等新領域的出口和投資限制，全球經濟的效率和創新將受到影響。

儘管大多數國家無意捲入新的冷戰，但中美關係的破裂將使日本、韓國、墨西哥和歐盟等美國的關鍵盟友和貿易夥伴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不得不選邊站隊，對 其經濟造成顯著影響。 雙邊關係惡化將加深雙方的懷疑、敵意和不信任，並增加意外升級的風險。 儘管雙方都不希望發生衝突，但在未來一年避免衝突將需要極其高超的外交技巧。

4：川普經濟學

川普即將接手一片強勁的美國經濟，但其政策將透過推高通膨和降低成長削弱這一優勢。

美國經濟在今年初表現強勁，產出超越疫情前的趨勢，這與其他主要經濟體不同。 失業率維持在 4% 左右，通膨正在回歸聯準會 2% 的目標，這為利率從高峰開始下降創造了條件。 股市和商業信心也表現出樂觀情緒，似乎未來一片光明。

然而，這種樂觀即將破滅。 當選總統川普的政策議程對美國經濟前景構成被低估的風險，其中兩項核心競選承諾尤其有害。

首先，他承諾大幅提高關稅（「最偉大的發明」），以糾正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並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他認為這是對國家有害的。 中國將首當其衝，因為川普將對某些商品徵收 50% -60% 的關稅，並使所有中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率翻倍至接近 25% （2025 年底）。 儘管這未達到其威脅的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徵收60% 全面關稅的水平，中國仍將被迫作出回應——首先提高對美國進口商品的關稅，然後針對美國對關鍵礦物和供應鏈的依賴採取 措施。 中美關係將因此陷入非管理性脫鉤（參見風險#3：中美關係）。

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將為進口商品和原材料支付更高的價格，而美元走強也會使美國出口的競爭力下降。

那些與美國有大額雙邊貿易順差或被視為幫助中國規避美國關稅的貿易夥伴也將成為「關稅俠」的目標。 此外，那些川普認為依賴美國保護或未付出足夠對價的國家也難逃其關稅威脅。 川普將利用關稅威脅作為迫使貿易夥伴讓步的手段，但他也毫不避諱真正實施關稅，因為他相信這將顯著減少宏觀經濟失衡並使美國受益。 今年，墨西哥、越南、日本、韓國、台灣、加拿大和歐洲都可能面臨關稅威脅。 許多目標國家將為了避免關稅而妥協，儘管代價高昂。 這將使川普獲得早期的勝利，並促使他加倍押注其交易型策略；墨西哥就是這樣的例子（參見風險#10：墨西哥僵局）。

川普經濟學的第二個關鍵支柱是當選總統的邊境政策。 川普政府將加強對南部邊境移民的打擊，例如恢復「留在墨西哥」計劃和第42 條等項目，同時削減人道准入計劃，為執法機構提供更多資金以進行大規模驅逐境內無證 移民。 雖然川普承諾的驅逐1500 萬至2000 萬移民不太可能實現（美國非法移民人數可能甚至沒有這麼多），但在移民政策鷹派人物斯蒂芬·米勒和湯姆·霍曼的推動下，特 朗普在2025 年可能驅逐多達100 萬人，並在其四年任期內驅逐500 萬人（更可能是300 萬至350 萬人）。

減少非法移民和大規模驅逐將縮減美國勞動市場規模，提高工資和消費價格，同時降低經濟的生產能力。 合法移民也無法填補這一缺口。 依賴移民勞動力的行業，如農業、建築業和服務業，將受到特別嚴重的衝擊，因為勞動力短缺變得更加明顯。 此外，非法移民也是消費者和納稅人，他們對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的貢獻，以及繳納的數十億美元聯邦、州和地方稅收，也將因打擊行動而消失，從而削弱需求增長並擴大聯邦 財政赤字。

綜合來看，川普的貿易和移民政策將拖累美國經濟成長並推動通膨。 其他政策如放鬆管制和減稅，雖能促進成長，但無法彌補關稅和驅逐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放鬆管制方面，金融業、大型科技公司、加密產業和化石燃料生產商將從川普更寬鬆的監管政策中受益。 然而，這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有限：美國經濟本已是已開發國家中監管最寬鬆的，而川普第一任期內已收割了大部分「低垂果實」。 例如，國內能源產量已創下歷史新高，較低的油價將抑制今年的新增產量。 油氣和基礎設施項目審批改革可能釋放一波新的投資浪潮，但這將在未來幾年逐步顯現，而非 2025 年內。

在減稅方面，共和黨將推動永久延長川普2017 年的企業和富人減稅政策，這些政策原本將於2025 年底到期，這將在十年內額外增加4.5 兆美元的財政 成本。 然而，在財政赤字已佔 GDP 6.5% 的背景下，且眾議院共和黨僅有微弱多數，川普不太可能在不削減開支的情況下進一步減稅。 即使由伊隆·馬斯克和維韋克·拉馬斯瓦米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能在聯邦預算中取得一定的成本節約和效率提升，削減開支的空間仍十分有限。 然而，赤字和債務佔 GDP 比例在川普任期內將進一步膨脹，推高國債殖利率和長期借貸成本，這些水準已在和平時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川普的第二任期將開始於與第一次完全不同的宏觀經濟環境。 企業估值相對於收益的比率比 2017 年高得多；財政赤字結構性增加，政府債務佔 GDP 的比例自疫情以來飆升；通膨仍略高於目標，利率也處於高位。 與 2017 年相比，經濟下行風險顯著增加。

此外，川普 2.0 並非川普 1.0 。 當選總統不僅擁有統一的政府和對共和黨的牢固控制，還組建了比上一次更忠誠、意識形態更團結的團隊。 這次的團隊將進入政府，準備執行而非阻礙川普的議程。

這並不表示政策幹擾的規模將與川普的競選言論完全一致。 關稅的實施可能低於預期，尤其是在貿易夥伴滿足川普的要求時；某些威脅很可能一直只是虛張聲勢。 後勤和政治障礙將限制大規模驅逐的規模。 大型企業執行長、顧問如馬斯克以及財政部長提名人史考特貝森特的遊說可能說服川普緩和其最具破壞性的政策。 此外，如果中期選舉前出現糟糕的通膨數據或市場拋售，也可能迫使他軟化立場。

然而，川普將比企業和投資者預期更廣泛地兌現其核心競選承諾，並對美國經濟產生更大的影響。 而這還不是全部。 川普個人化的治理風格所帶來的政策的不確定性（參見風險#2：川普的規則），本身就會增加經濟政策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對貿易、投資和成長 在2025 年及未來構成拖累。 從長遠來看，這將危及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最重要的投資目的地以及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可預測性和表現。

5：俄羅斯的野心

俄羅斯仍然是全球領先的國家，而隨著伊朗失去投射力量的能力（參見風險#6：陷入困境的伊朗），這一地位變得更加明顯。 今年，儘管俄烏之間可能達成停火協議，莫斯科仍將採取更多破壞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秩序的政策。 俄羅斯將對歐盟國家，特別是那些前線國家採取敵對、不對稱的行動，因為這些國家繼續支持反俄羅斯政策。

今年年初，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將在未來的談判中尋求增加籌碼，因此更願意冒險。 這意味著雙方將在對方領土上發動更激烈的飛彈和無人機攻擊，在前線展開激烈戰鬥，並透過暗殺對方的精英人士加劇衝突。 這種局勢將具有升級性。

在這一背景下，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可能在 2025 年晚些時候實現他長期追求的停火協議。 他希望戰爭停止，無論歐盟是否努力承擔更多戰爭成本。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需要結束戰鬥，因為烏克蘭在戰爭中逐漸處於劣勢。 川普推動停火的壓力將緩解這項不受歡迎決定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因為澤連斯基可以聲稱這是美國總統強迫他接受的。 而同時，普丁的軍隊在戰場上繼續推進，這使得說服他接受停火更加困難。 但在經歷 60 萬傷亡和三年的製裁後，俄羅斯也面臨迫在眉睫的人力和經濟問題，普丁可能同意停火，部分原因是為了維繫與川普的關係。

停火條款將凍結雙方部隊在現有位置，實際上使俄羅斯控制所佔領的領土，這對俄羅斯來說是一次重大讓步。 協議可能會模糊處理烏克蘭與北約的關係問題，使雙方都能宣稱勝利，但實際情況很清楚：烏克蘭的北約成員資格只能是遙遠的未來，甚至可能永遠不會實現。

儘管戰鬥可能停止，但和平協議仍不大可能達成。 俄羅斯仍希望取代烏克蘭政權並正式獲得烏克蘭割讓的領土，而烏克蘭則計劃等待時機以期未來收復失地。 雙方將在停火期間重新武裝，控制線沿線的零星戰鬥可能會繼續。 這個脆弱的停火或許能持續到今年結束，但難以更長久。

停火還可能削弱戰後歐洲安全架構，使歐洲大陸更容易受到俄羅斯新一輪攻擊——不僅針對烏克蘭，也可能波及其他地區。 北歐、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將俄羅斯視為生存威脅，傾盡所有資源在停火期間支持烏克蘭的軍事建設。 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家可能會跟隨這些更鷹派的歐洲國家的腳步，一邊支持協議，一邊試圖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並加強烏克蘭和歐盟的防禦能力。 所有歐盟成員國以及英國可能會暫緩考慮解除制裁，符合可能的美國立場，將取消限制性措施與和平談判的進展掛鉤。 此外，凍結俄羅斯資產的措施也將持續，因為停火協議不會涉及賠償問題。

川普對北約的交易態度也與俄羅斯的野心息息相關，這將削弱聯盟並鼓勵普丁採取更多行動。 雖然川普不會試圖退出北約，但第 5 條安全保障的可信度將取決於各國是否符合川普提出的要求，例如增加國防開支或減少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 川普將保留歐洲的關鍵軍事資產，但會減少美國軍隊的輪換部署，尤其是昂貴的東歐地區部署——這將使前線國家更為暴露。

停戰後，俄羅斯相對於烏克蘭和北約的地位會有所增強，因為它至少實現了一部分領土目標。 然而，歐盟國家與俄羅斯仍將繼續推行敵對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雙方都清楚和平協議難以達成，停火協議脆弱且可能隨時破裂。

6：陷入困境的伊朗

中東在 2025 年將繼續是一個不穩定的環境，原因主要在於伊朗的力量陷入數十年來的最低谷。

自 10 月 7 日襲擊事件以來，伊朗的地緣政治地位接連遭受重創。 首先，其代理組織哈馬斯在以色列對加薩的持續攻勢中被擊敗。 接著，其代理網絡的核心組織真主黨在失去全部領導層及數千名戰鬥人員後，最終在去年 11 月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並撤出南黎巴嫩。 幾週後，伊朗的盟友巴沙爾·阿薩德突然被驅逐出敘利亞政權。 這一系列連擊基本上摧毀了「抵抗軸心」。 儘管伊朗仍部分掌控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和葉門的胡塞武裝，但其依賴代理人來威懾以色列和投射區域力量的戰略已接近尾聲。

伊朗仍保有強大的飛彈和無人機武器庫，但這些武器對千里之外、擁有壓倒性軍事與技術優勢並得到美國支持的以色列作用有限。 伊朗的核子計畫使其成為一個「核門檻國家」，能夠在大約六個月內迅速製造出核武器，但至少需要一年時間才能將核彈頭小型化以安裝在飛彈上。 然而，任何製造核武的舉動都可能被迅速偵測，並招緻美國和以色列的預防性打擊。 簡而言之，伊朗處於極度脆弱的狀態。

相對而言，以色列則處於有利地位。 過去一年軍事上的成功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信心大增，他將伊朗當前的虛弱視為一代人難遇的機會，可以對這個宿敵發起致命打擊。 這不僅有助於進一步削弱伊朗在本地區的盟友，也可以透過削弱伊朗的常規軍事能力或其石油生產和出口設施來直接針對伊朗本身。 此外，內塔尼亞胡也可能透過成功的軍事行動鞏固其國內的政治地位。 今年，以色列預計將透過非對稱手段對伊朗展開更多秘密行動，包括暗殺核子科學家和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領導人、破壞關鍵基礎設施、間諜活動、網路攻擊等。 去年以色列的行動證明，它可以隨時單方面升級秘密戰爭和飛彈衝突，而伊朗的報復能力極為有限。

摧毀伊朗的核子計劃，並可能推動伊朗政權更迭對川普及其團隊中的反伊朗鷹派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總統當選人很可能在未來四年內採取這項行動，除非出現外交上的突破（這可能性微乎其微）。

然而，這很可能不會發生在 2025 年。 轟炸伊朗其實等於向伊斯蘭共和國宣戰。 而儘管川普以「強硬手段」著稱，他一再表示反對讓美國捲入新的戰爭。 川普將不願在重返白宮的第一年冒險發動一場可能持續多日的戰爭，這場戰爭將涉及打擊伊朗的防空系統、通訊設施以及加固的核設施——尤其是在這 可能威脅到他的經濟議程的情況下。

這是因為伊朗報復的主要方式之一將是針對波斯灣的能源基礎設施。 伊朗的飛彈和無人機完全可以覆蓋這些設施，而它們比以色列的目標更脆弱。 對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酋石油設施的攻擊可能推高原油價格，若伊朗試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其最極端的報復選項——油價可能飆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 這種局面既不是川普想看到的，也不符合他在海灣地區盟友的利益。

除非伊朗率先衝刺製造核武——這不太可能，因為改革派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和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希望與美國達成協議，以緩解其經濟困境——川普 不會立即選擇與伊朗開戰。 相反，他的政府可能會恢復「極限施壓」政策，透過加強制裁、強化執法、以及加強外交壓力，試圖迫使德黑蘭作出讓步。 即便川普避免制裁購買伊朗原油的中國煉油廠——這項舉措將標誌著對中國的前所未有的升級——他仍可透過制裁運送非法石油的「暗黑船隊」將伊朗的原油出口從每 日150 萬桶減少到不到100 萬桶。

伊朗將在極度脆弱的情況下嘗試接觸談判，但其政權不太可能接受川普要求的對核計畫的深度削減和限制。 同時，以色列將選擇等待川普支持共同打擊伊朗的核子計劃，而不是單獨採取行動。 畢竟，川普的任期有四年，這為內塔尼亞胡爭取川普支持提供了時間，特別是在外交突破看似無望的情況下。 此外，儘管以色列實力強大，但並非無懈可擊，而伊朗依然擁有大量彈道飛彈和無人機，以及胡塞武裝和伊拉克民兵，這些都可能威脅以色列的安全。 內塔尼亞胡也希望推動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正常化，因此他需要確保獲得美國和阿拉伯世界（尤其是目前態度曖昧的利雅德）的支持，才能放心地對伊朗核計畫展開行動。

儘管如此，今年仍存在廣泛的失控升級風險。 內塔尼亞胡可能會冒險過頭，而川普由於對以色列的極大支持，也不太可能對其進行約束。 任何激進舉動都可能越過德黑蘭模糊的紅線，引發伊朗的回應。 今年，這場影子戰爭可能進一步公開化。 伊朗這頭「受傷的獅子」依然擁有龐大的飛彈和無人機武器庫，可能被挑釁到再次與以色列直接交火。 儘管與去年的衝突類似，外交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升級，但任何導致大量以色列或美國人員傷亡的事故或誤判，可能引發危險的升級螺旋，並對石油供應和價格產生實質影響。

如果伊朗政權面臨內部威脅，其領導人，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高層，可能會試圖擴大衝突以分散注意力。 在失去太多的情況下，且難以重建其代理人的能力時，他們或許會最終決定製造核武器，作為恢復威懾的唯一手段。 如果與美國和西方的外交最終失敗，這種可能性將會增加。 即使德黑蘭真心想達成一項廣泛協議，川普可能會認為這不過是虛張聲勢——或在鷹派顧問和內塔尼亞胡的影響下如此判斷——並在伊朗核武器成型之前對其核計劃 進行轟炸。

在如此複雜的局勢下，且沒有明確的主導者，與伊朗的衝突已成為中東地區最顯著的風險。

7：全球經濟危機

2025 年，全球市場正寄望於全球經濟擴張的加速，但他們很快將面臨一場清醒的打擊。 全球兩大經濟體——中國和美國——正準備將經濟不穩定輸出到全球其他地區，阻礙全球復甦並加速地緣經濟分裂。

中國正經歷數十年來最疲軟的經濟表現。 日益加深的房地產危機、不斷增加的債務以及信心崩塌暴露了中國成長模式的限制。 面對這一困境，中國模式加大力度依賴中國最熟悉的領域：出口。 中國的工廠正生產遠超過國內市場需求的汽車、太陽能面板和電子產品，導致產能過剩問題，中國則試圖將這些過剩產品傾銷到海外。 目前，中國的貿易順差已超過 1 兆美元，並持續擴大。

同時，川普計劃透過關稅政策修正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這無疑是火上澆油（參見風險#4：川普經濟學）。 雖然川普的關稅威脅有時能成功迫使貿易夥伴讓步，但對中國的關稅將觸發報復。 此外，川普的政策將強化美元並維持較高的美國利率，加劇全球經濟在最不具備承受能力的情況下所面臨的壓力。

這個組合對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而言都是災難。 在中國大量補貼商品的湧入和川普關稅威脅美國市場出口的雙重壓力下，這些國家將陷入困境。 中國的產能過剩集中在許多國家正在試圖建立的戰略產業。 例如，中國的電動車製造商憑藉國家補貼，將其汽車價格壓低至歐洲製造商的 20% -30% ，這一差距已引發歐盟調查並隨後實施關稅。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廉價的中國太陽能面板、電池、半導體、鋼鐵和鋁產品上，這些商品正湧入加拿大、巴西和印尼等市場。

這些國家將不得不在以下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要麼允許中國進口產品壓垮本地生產商，要麼設立貿易壁壘，這將抬高消費者價格、放緩經濟成長，並可能引發中國 的報復性措施。 這種兩難的局面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貿易體系的分裂，並威脅到經濟復甦的步伐。

與中美兩國聯繫密切的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歐盟，將面臨最大的風險。 當墨西哥在川普的關稅威脅下同意協助阻止中國規避美國關稅時（參見風險#10：墨西哥僵局），中國可能會以針對墨西哥製造業出口作為報復。 每一次關稅上調和相應的報復都會推高消費者價格，拖累經濟成長，並破壞幾十年來建立的供應鏈。 即便是中斷的威脅，也將迫使企業建立冗餘設施並維持更高的庫存，增加成本。 美國和中國同時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將加速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分裂，加深政策的不確定性，並削弱全球投資、貿易和成長。

更糟的是，強勢美元和美國較高的利率將限制各國透過貨幣和財政政策緩解這些衝擊的能力。 隨著進口成本上升和資本從新興市場流出，許多央行將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要麼升息以捍衛本幣，犧牲經濟成長；要麼降息以支持成長，卻加劇通膨。 那些以美元借債的國家將面臨更高的債務服務成本和更重的債務負擔，迫使它們的央行維持高於本國經濟條件所需的利率。 這將加劇政府與央行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如我們已經在巴西、南非和印尼看到的那樣。

從中東到巴西和印尼的商品出口國將面臨額外的挑戰，因為中國需求疲軟將拉低今年的商品價格。 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在商品繁榮時期增加了開支，現在面臨雙重壓力：收入下降的同時借貸成本上升。

時機尤為糟糕。 全球成長乏力，通膨頑固，而債務水準已達到歷史高點。 大多數新興市場從未完全從新冠疫情時期的財政刺激中恢復過來。 即使是已開發經濟體，如日本和義大利，也正因令人擔憂的債務負擔而苦苦掙扎。 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在最近選舉中承諾改善經濟前景的政府將面臨嚴峻的現實考驗。 他們的蜜月期會非常短暫，因為全球經濟壓力將迅速轉化為政治壓力。 許多新興和邊緣經濟體將不得不在增稅、削減開支或接受更低增長之間作出抉擇。

然而，這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即使在七國集團（G7）中，法國政府因預算爭議而倒台，加拿大財政部長因面對與美國日益加劇的貿易緊張局勢而在財政爭端中辭職。 儘管很少國家面臨主權違約的迫切風險，但政府穩定性的裂痕將削弱投資者信心。 最大的金融風險或許就隱藏在顯而易見的地方。

巴西提供了一個早期警示。 最近該國的市場動盪——因對政府財政方案的失望而引發——顯示了在更高利率、強勢美元和全球需求前景疲軟的外部壓力下，國內挑戰如何迅速升級。 即便是基本面較強的國家，也將在 2025 年發現其政策選擇受到限制。

當然，也會有贏家。 一些領導人可能成功與川普達成協議，獲得市場准入或避免破壞性的關稅。 隨著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印度和南亞/ 東南亞的製造業中心可能會吸引更多投資（儘管由一位強烈反川普領導人領導的孟加拉可能會因懲罰性關稅而被削弱這些收益） 。 越南可能在電子產品市場中獲得份額，儘管面臨川普的威脅。 墨西哥若配合美國的要求，可能從近岸外包趨勢中獲益。 較低的油價將有利於像印度這樣的石油進口大國。

然而，整體影響將是負面的，因為日益增加的障礙正在分裂全球經濟，逆轉了幾十年來透過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和幫助數十億人脫貧而實現的一體化成果。 全球經濟即將學到一個痛苦的教訓：當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轉向內顧時，所有其他國家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8：AI，走向無限與無限制

2025 年，人工智慧的能力將持續成長，新模式將具備自主行動、自我複製的能力，並進一步模糊人機界線。 然而，由於大多數政府選擇輕監管模式，而國際合作停滯不前，未受約束的人工智慧帶來的風險和附帶損害將不斷增加。

在去年的風險#4：失控的人工智慧中，我們警告稱，由於政治因素、惰性、叛離以及技術變化的速度，全球建立人工智慧防護措施的努力將顯得不足。 2024 年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人工智慧治理舉措，包括歐盟、歐洲委員會和聯合國的相關行動。 但如果缺乏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強大且持續的支持，這些措施將無法跟上技術進步的腳步。

不到兩年前，頂尖的人工智慧研究人員曾呼籲暫停人工智慧開發六個月，世界領導人也曾聚集在英國，共同應對人工智慧的安全風險。 然而，到了今天，大多數政府出於對經濟利益的擔憂，對人工智慧的監管表現出猶豫，而一些曾經對人工智慧風險發出警告的科技公司高層現在卻在公開場合淡化這些風險。 不僅如此，政府和企業正在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訓練新模型，而不是加強現有的防護措施。

2025 年，原本有限的人工智慧治理架構將進一步被削弱。 在華盛頓，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承諾廢除拜登政府的人工智慧行政命令，這項命令是與大型科技公司密切合作制定的，其廢除將威脅到高風險人工智慧系統的安全測試程序，以及 問責和透明度的相關措施。 川普政府計劃重用矽谷資深人士，如大衛·薩克斯、彼得·蒂爾和馬克·安德森，他們認為人工智慧防護措施是「覺醒」（woke）、繁瑣且阻礙美國在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 中的不利因素。 即使是伊隆馬斯克，儘管他對人工智慧的存在性風險表達過擔憂，也將更關注如何利用人工智慧削弱監管，而非推動人工智慧的監管；與此同時，他的公司xAI 正 經營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計算集群之一。

立法措施同樣面臨阻力。 最重要的例子是加州的SB-1047 法案，該法案要求對訓練成本超過1 億美元的人工智慧模型在發布前進行風險評估等安全措施，但卻被州民主黨州長否決（儘管該法案可能在 今年捲土重來）。 雖然其他州正在實施混亂的人工智慧監管法規，但沒有任何一個州的影響力或能力能夠與加州法案解決極端或存在性風險的潛力相匹敵。 儘管國會對人工智慧表現出兩黨興趣，但全面的聯邦人工智慧立法仍然不太可能實現。

當美國監管陷入僵局時，開源人工智慧模型卻在實踐中創造了新的事實。 現在，任何擁有基本技術技能的人都可以在個人裝置上下載並執行複雜的大型語言模型（LLM）。 許多這些開源模型缺乏足夠的安全防護措施，可以被用於非法目的。 它們還可以透過點對點分發並完全私密地運行，使得幾乎無法進行控製或遏制。 而且目前似乎很少人願意嘗試去遏制。

即便是擁有世界上最全面人工智慧法律的歐洲聯盟，也顯示出對監管的疲憊和買方悔意。 歐洲政策制定者現在越來越關注確保人工智慧主權，淡化了關於存在性風險的敘述，認為這會分散對更緊迫問題的關注，例如永續性、勞動力市場的破壞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 英國發起的「人工智慧安全高峰會」的最新版本將於 2 月在巴黎舉行，但已被更名為「人工智慧行動高峰會」，並擴展了以成長為導向的任務。

隨著 G 0 領導真空（請參閱風險#1：G 0 的勝利）的加深，全球合作狀態的惡化加劇了這些風險。 川普政府將解散與盟友協調人工智慧政策的關鍵管道，例如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並退出七國集團內的人工智慧合作——儘管全球人工智慧安全研究機構之間的技術合作可能會 繼續。 同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優先考慮取得人工智慧技術，而非減輕其風險。

最大的危險在於中美關係的快速惡化。 隨著華盛頓和中國陷入更深的非管理性脫鉤，在拜登政府時期啟動的人工智慧安全對話面臨不確定的未來。 儘管兩國都希望防止災難性後果和危險能力的擴散，但進展依然極其緩慢——僅僅在同意將人工智慧排除在核武決策之外這一問題上就耗費了一年多時間。 雙方在先進技術問題上的日益不信任將使在人工智慧安全問題上達成實質協議變得不太可能。

因此， 2025 年爭相開發前沿模型並實現通用人工智慧的步伐將加快，對電力、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的需求將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除了對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影響，人工智慧的顛覆性潛力將顯著增加。 新模型將能夠在最少人類監督的情況下自主追求目標。 這些「智慧代理」可以獨立採取行動、與現實世界系統交互，並即時適應意外情況。

這種日益複雜的能力帶來了非凡的機遇，但也為 2025 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風險：它們將使用戶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操縱市場和傳播虛假訊息。 在前沿領域，最先進的模型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人類控制的抵抗跡象。 隨著人工智慧能力在更少監管下進一步快速推進，發生災難性事故或不可控人工智慧「突破」的風險將不斷增加。

隨著人工智慧能力在幾乎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快速推進，發生災難性事故或不可控人工智慧「突破」的風險將不斷增加。 這種風險因人工智慧系統逐漸被整合到關鍵基礎設施中而進一步放大，從生死攸關的醫療決策到數萬億美元的金融系統，任何事故的後果都可能極其嚴重。 優化供應鏈的人工智慧可能無意中擾亂全球物流，導致關鍵商品短缺。 多個人工智慧交易代理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引發市場失靈。 高級模型甚至可能學會操縱人類操作員以服務流氓行為者，而人工智慧在武器系統中的日益整合則將世界推向自主化戰爭的邊緣。

2025 年將標誌著又一年在缺乏足夠安全措施和治理框架約束下的技術發展。 由於建構更強大人工智慧的激勵機制，真正意義上的約束措施可能只有在開發者遇到數據、算力、能源或資金的硬性限制時才會出現。 在此之前，技術能力和相關風險將繼續不受約束地成長。

9：無主之地

治理空白的風險源自於日益加深的G 0 局勢（參見風險#1：G 0 的勝利），其中全球最強大的行為者——尤其是政治分裂且功能失調的美國——正在放棄 全球領導責任。 這種真空加劇了地緣政治衝突、破壞和不穩定；削弱了全球治理和多邊合作在公共利益領域的作用；同時助長了流氓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氣焰。 它也使全球範圍內許多地區、空間甚至超出地球範圍的地方成為治理薄弱甚至被遺忘的區域。 關鍵的全球公共領域如外太空、海床，甚至空域正在隨著衝突區域的擴大而縮小——這一趨勢由 2024 年 12 月俄羅斯擊落一架阿塞拜疆飛機的事件凸顯。 飛彈襲擊現已成為航空死亡的主要原因，迫使商業航空公司繞過越來越多的爭議領空。

目前沒有國際力量既願意又能夠為這些地方帶來穩定或幫助受 G 0 影響的受害者。 唐納德·川普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和收縮本能將使這些地方的境況更加惡化，而民間社會或其他行為者的努力無法填補這一空白。 沒有人會對這些空間內發生的事情負責，包括生活在其中的人。 對於最脆弱群體而言，人類的代價尤其慘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報告稱，目前全球每六個兒童中就有一人生活在受衝突影響的地區，這一比例自1990 年代以來翻了一倍 。

中東的衝突已經留下五個無人治理的空間－加薩、西岸、黎巴嫩、敘利亞和葉門。 在加沙，犯罪集團、家族組織、倖存的哈馬斯成員以及以色列軍隊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統治被摧毀的巴勒斯坦人口。 海灣國家在治理、安全或重建方面不願介入，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國家表示，只有以色列軍隊撤出並出現明確的「戰後」計劃，他們才可能參與。 儘管阿聯酋對近期參與加薩事務的更大興趣，但這可能僅限於部署私人承包商，而這些承包商在戰後環境中的表現往往參差不齊。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目前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合法性來治理加沙，更不用說制定一個在 17 年後返回這一地區的可信計劃。

同時，川普政府將避免直接介入這危險的安全環境。 以色列軍隊將事實上佔領該地區，而加薩走廊日常生活中的苦難將繼續加劇。

被加薩問題媒體通報所掩蓋，約旦河西岸的安全環境將進一步惡化。 由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等恐怖組織支持但獨立運作的武裝分子已在約旦河西岸北部的傑寧、圖爾卡姆、納布盧斯和圖巴斯紮根，將這些城市 變成以色列軍隊突襲的熱點地區。 自 10 月 7 日以來，以色列軍隊的戰術有時類似於在加薩使用的方式，包括對建築物的空襲以及對無人機的日益依賴。 這些行動的頻率和規模增加，加劇了西岸巴勒斯坦人本已壓抑的生活條件。 同時，極端定居者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仍依舊存在。 以色列將繼續批准新的定居點建設，而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政府中的一些官員希望正式吞併約旦河西岸，並期待川普政府承認以色列在被佔領土的主權。

黎巴嫩將在今年擺脫戰爭，因為去年 11 月以色列與真主黨達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繼續生效，尤其是在伊朗經敘利亞的補給路線被切斷後。 根據美國斡旋的協議，真主黨將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北，而以色列軍隊將撤離南黎巴嫩。 同時，黎巴嫩軍隊將增加部署以支援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UNIFIL），這項多國部隊已負責監測黎以邊界數十年。 然而，由於派系僵局、疲軟的經濟以及政府無法穩定提供社會服務，黎巴嫩將繼續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它仍將無法阻止以色列對其領土的襲擊，也無法控制真主黨及其他不受國家權威管轄的武裝分子。

在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突然垮台將引發強烈的權力真空風險。 多個叛軍組織，其中一些持極端伊斯蘭聖戰主義思想，在阿薩德的倒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將在舊政權廢墟中爭奪權力。 遜尼派武裝組織「解放沙姆陣線」（HTS）目前控制著大馬士革，試圖建立一個包容性政府並鞏固對全國的控制。 如果該組織能夠讓其他派系保持一致，並獲得國際承認和援助，敘利亞可能會穩定，數百萬難民可能會返回家園。 但如果 HTS 失敗，且各派係無法達成合作，敘利亞將再次陷入無政府狀態，引發新的難民潮。 如果川普政府撤回對其庫德族盟友的支持，隨之而來的真空可能促使「伊斯蘭國」（IS）在該國內部捲土重來。

也門可能面臨永久分裂。 儘管一年多的美以空襲和經濟壓力，胡塞武裝仍控制著人口稠密的北部地區。 嚴重的人道危機將使數百萬也門人面臨疾病與飢餓威脅。

利比亞在卡達菲倒台十多年後依然分裂，無政府狀態持續。 石油收入雖提供希望，但生產不穩定且爭奪資源導致反覆衝突，阻礙國家對話和政治和解。

在烏克蘭，俄羅斯佔領頓內茨克等四地區，約 350 萬居民受到治理薄弱影響。 可能達成停火協議，但條款或將這些領土事實割讓給俄羅斯。 西方對這些地區的關注預計將迅速減弱。

薩赫勒地區的動盪加劇。 布吉納法索和尼日爾轉向與俄羅斯合作，獲得像徵性援助。 頻繁的政變和恐怖主義活動使局勢複雜，美國與法國的撤離可能進一步削弱穩定。

非洲其他地區仍受內戰影響。 提格雷戰爭後，衣索比亞的恢復步履維艱，大量醫療設施損毀，平民缺乏基本服務，流離失所者不願返回家園。 蘇丹內戰自 2023 年爆發以來，已造成 15 萬人死亡， 300 萬人逃往鄰國，公共衛生威脅惡化，達爾富爾部分地區進入飢荒狀態。 剛果民主共和國持續因礦產爭奪和武裝叛亂陷入困境，大規模侵犯人權事件頻繁。

在緬甸，軍事政變後 300 萬平民流離失所，羅興亞族遭系統性迫害，民族緊張局勢升級，軍政府暴行持續。 在海地，政治危機與幫派暴力交織，局勢持續惡化。

儘管這些地區目前對地緣政治或市場風險的直接影響有限，但其薄弱的治理和有罪不罰現象為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及毒品網絡提供了溫床，最終威脅全球穩定。

10：墨西哥僵局

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謝恩鮑姆及其所在的莫雷納黨在去年的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 她現在擁有廣泛的授權，行政權力幾乎沒有限制。 然而，謝恩鮑姆將在今年面臨與美國關係的巨大挑戰，同時也需應對國內持續的憲法改革和財政壓力。 她的外交和治理能力將受到迅速考驗。

2025 年，美墨關係將變得更加緊張。 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已經威脅，如果墨西哥不能遏制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國，他將對所有墨西哥進口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 此外，川普還威脅對所有從墨西哥進口的汽車徵收 100% 的關稅，原因是這些汽車中含有大量的中國零件。

對此，墨西哥總統謝恩鮑姆採取務實應對策略，強化墨西哥在打擊販毒集團和控制移民流動方面的立場，展示近期成果並承諾進一步行動。 同時，在應對中國議題上，墨西哥官員準備做出重大讓步，以避免高額關稅。 然而，這些妥協措施可能低估了當前挑戰的嚴峻性。

比起川普第一任期，兩國關係如今面臨更大阻力。 目前，美國對墨西哥的鷹派立場更加統一且強硬，川普的政策不再受到溫和派內閣制約。 同時，從芬太尼、移民到貿易爭端，雙邊矛盾顯著增加，使得談判複雜性遠超以往。 川普的高額要求與墨西哥需要作出的讓步，可能超出墨西哥政府預期，而國內莫雷納黨權力的鞏固，亦削弱了謝恩鮑姆以國內政治限制為由的抗爭空間。

川普計畫優先要求墨西哥打擊「過境」投資，遏制中國企業透過墨西哥進入美國市場以規避關稅。 對此，謝恩鮑姆將積極回應，為川普提供早期勝利。 但美國也將施壓墨西哥在汽車產業等領域實施更嚴格的原產地規則，並可能要求墨西哥採取與美國對華關稅類似的措施。 這將加劇墨西哥經濟壓力，並推高通膨。

在邊境問題上，川普預計採取更嚴厲措施打擊非法移民，同時要求墨西哥遏制毒品和移民流入美國，並可能要求墨西哥接收第三國公民。 謝恩鮑姆雖力爭讓美國直接遣返移民至原籍國，但為避免關稅最終或將妥協。 此外，若川普推行對匯款徵稅政策，將對墨西哥經濟造成沉重打擊，而其透過軍事手段打擊販毒集團的計畫更可能引發主權爭議，加劇緊張局勢。

美墨加協定（USMCA）的挑戰

USMCA 的審查或於 2025 年啟動，過程複雜且漫長。 川普的貿易政策比首任期更不透明，長期鷹派人物彼得·納瓦羅將擔任高階職位，進一步模糊政策責任。 此外，加拿大可能在保守黨領袖皮埃爾·波利耶夫上任後尋求與美國單獨談判，雖成功可能性較低，但將拖慢談判進程，令墨西哥的立場更加複雜。 儘管 USMCA 可能存續，但談判預計將更加對抗且充滿挑戰。

謝恩鮑姆與川普的個人關係或功能性，但難以建立親密聯繫。 相較於其前任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MLO）作為民粹主義者與川普的共同點，謝恩鮑姆作為現代進步主義者和技術官僚，與 川普的「契合度」較低。

這種差異，加上之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將影響美墨關係，並對墨西哥經濟造成抑製作用。 AMLO 推動的憲法改革，包括 2025 年起聯邦法官直接選舉，將削弱司法的獨立性，減少對執政黨的製衡，侵蝕投資者信心。 此外，謝恩鮑姆計劃進一步推動對自主機構領導層的直接選舉，可能加劇政策不穩定性。 儘管她任命了一支專業型內閣，並分權至技術官僚，降低政策風險，但莫雷納黨的過度自信或導致決策失誤，制度性的製衡削弱將進一步放大風險。

墨西哥經濟面臨短期低成長和高財政赤字（佔 GDP 6% ）。 謝恩鮑姆需要推動政治敏感的財政整頓，同時維持社會支出優先事項，若未能平衡，將難辭其咎。

墨西哥擁有年輕的人口結構、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全球供應鏈近岸外包的機會，具備長期成功的條件。 然而，要釋放這些潛力，謝恩鮑姆必須在任期第一年內克服強大的政策和經濟阻力，確保政治與經濟的穩定。